基层善治，才能安如山

王珊珊

　　3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紧凑的议程中有序进行。我找到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主委罗卫红，想邀约她做一个有关杭州市场化解纷机制的采访。

　　为何要采访罗卫红代表这一主题？什么是市场化解纷？为什么是杭州率先试点？这一机制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有哪些成效，又有哪些待完善的地方？

　　在今年全国两会前，罗卫红代表开展全国两会行前调研，为高质量履职做了充分准备。其中一站，她专门前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调研市场化解纷工作。

　　市场化解纷，顾名思义就是与现有公益调解模式相对应的收费模式。既然已有免费的服务，为何还要再设置一个收费的模式？

　　实际上，在基层调解工作的实践中，依靠“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诉源治理模式，仍面临专业调解力量欠缺等现实困难。

　　罗卫红代表告诉记者，已有的调解模式面临3个痛点：“第一，商事调解专业性较强，人民调解难以发挥实效；第二，商事纠纷化解追求低成本、高效率，以及对维护商业关系的重视，倾向于非诉的解决方式，而诉讼的‘刚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不能满足现有需求；第三，律师等专业法治力量想要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缺乏有效途径。”

　　市场化解纷机制引入律师、民办非企业组织等更为专业的法治力量，同时市场化收费模式也有助于实现供求的动态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

　　罗卫红代表向记者展示了一段她调研时的视频。在九安市场化律师调解工作室内，某企业管理人表示自己的案件到了法庭，尝试了市场化解纷机制，他们是第一批尝试者，也是第一批受益者。首批专职律师调解员介绍，当事人主动选择市场化收费，从以前法院“要我调”到现在“我要调”，充分展示了市场化解纷机制的群众基础与强大生命力。

　　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中也提及了这项制度——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协同当地司法局、律师协会等开展以律师调解为主的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两年来律师调解员化解纠纷2.4万件。2.4万件案件意味着什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杭州全市诉前调解成功73183件。市场化解纷将大有可为。

　　今年两会，罗卫红代表带来了《推广杭州市场化解纷试点经验提升调解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建议。“我很希望能把我们杭州的优秀经验带上全国两会，通过履职建议让这项机制更为完善，把这项机制推广到更多地方。”罗卫红代表对记者说。

　　市场化解纷，也是诉源治理的有益探索，不断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基层善治，才能安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