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出书“破圈”，出版人做对了什么

杨本芬

范雨素

裴爱民

王计兵

胡安焉

　　“矿工作家”陈年喜、“农民作家”单小花、“外卖诗人”王计兵、“煤矿诗人”榆木……在一个月前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活动周”上，45位今年新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代表受邀参加活动，其中来自基层的这几位代表尤其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

　　近年来，基层劳动者创作出书的故事，经常被媒体以素人写作、草根书写为话题进行深入报道。此次“作家活动周”上，他们以中国作协会员身份集中亮相，更是引发社会对这一特殊文学群体的关注。

　　从出版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素人作者的基层书写受到关注，其背后不可或缺出版的力量。

　　素人出书渐成潮流

　　素人，即平常人、普通人。2015年前后，素人真人秀节目的出现，让这个词广泛传播开来。在出版业，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来自基层的素人作者，我们不妨做个简单梳理。

　　2015年，只上过一年半学的农村老太太秦秀英出版了图书《胡麻的天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矿工陈年喜出版首部诗集《炸裂志》（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0年，80岁的退休工人杨本芬推出处女作《秋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近3年来，素人出书更是渐成潮流。上述3位作者在第一本书出版后，陆续推出新的作品。秦秀英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陈年喜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和3部非虚构作品，杨本芬则推出了《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

　　此外，还有更多的素人作者推出第一本书，这里仅举影响较大的几例。2022年，曾火爆全网的育儿嫂范雨素推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妇女裴爱民的日记被编辑成《田鼠大婶的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台海出版社）、快递小哥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问世。

　　编辑要有发现的眼睛

　　素人作者是如何被发现的？盘点相关图书不难发现，这些素人作者在出书前都曾在网络平台留下作品或者练笔痕迹，也大多由此被编辑看到，促成图书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编辑普照就谈道，他最初在豆瓣看到胡安焉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形成数千短评、几万点赞时，以为是因记录劳动过程较典型而引发热议。又在豆瓣读到《在上海打工的回忆》时，他意识到这些文字很可能出自一位真正的写作者之手。他翻出那篇“德邦”，抛开所有图片或热议的干扰，单纯聚焦于文字，发现两篇文章具有一脉相承的写作质地，由此确认写作者的质素，生出约稿的想法。

　　范雨素、王计兵等人与编辑的相遇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由此，我们看到，所谓素人，其实是生活中的写作爱好者、坚持创作者，他们只是通过网络被人们所看到。

　　兴起于演艺圈的素人一词，通常指娱乐圈外，没有表演经验的人。但这些写作者却并非全无经验。比如，王计兵在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前就是文学青年，亦是几十年的写作爱好者。用他自己的话说，19岁时外出打工，晚间工友去逛公园，他就在路边旧书摊看免费书。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投稿地址，他就发表了小小说处女作《小车进村》。

　　靠作品打动编辑和读者

　　对于素人作品，编辑看重的是什么呢？多位编辑谈道，素人也好，“出圈”也罢，打动编辑和读者终究要靠作品。

　　《赶时间的人》策划者、真故联合创始人雷军说，首先是文学的质感、作品中的哲理。其次是内容可以让读者共情。他进而谈道，大众可能被一个外卖员的故事感动，但身份反差不会形成图书购买行为，品质与共情才会触发购买、阅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联合天畅文化总经理赵鑫玮认为，文学性是作品的传播基础。她直言，打动人的不是素人写作，而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生活中奋斗不息的内在力量。赵鑫玮进一步谈道，不需要顾虑作者专业与否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尺度其实只有一个——文本。“杨本芬的写作没有太多技巧，但是她的语言简单有力，尤其善于捕捉细节。最突出的是，作品中传递的情感让文字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

　　普照认为，市场或热点虽频繁变化，但好的写作不会改变标准。他以好的写作为原创选题策划的原点，期待为有缘分相遇的作者尽一个编辑所能。

　　十月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张引墨认为，范雨素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人生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处理态度，并且能用真诚与朴素的方式去表达。

　　“任何一种写作，只要充满真情实感，打动读者，并引起读者在某一个情境下的共鸣，那就是成功的。”张引墨认为，写作是个广阔的世界，花花草草、参天大树共同存在才能呈现这个世界的优美。

　　通过编辑手段为作品增色

　　《我在北京送快递》目前发货量达5万多册。普照曾被问，稿子是不是由编辑“加工”过？他的回答是完全没有，“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尽量让稿子保持原状出版。”

　　普照和胡安焉的沟通集中在选题方向等前中期的准备出版阶段。他们曾商定的书名是《打工记》，备选书名《快递人间》，后来出版时，又改为现书名《我在北京送快递》。为此，他和作者详述了改书名的初衷。普照认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不像《快递人间》那样略显煽情，反而言简意赅，又有属于作者的烙印和辨识度，对于图书推广、搜索匹配也更有效率。张引墨谈道，写作者能否被更广的人群看到有许多影响因素。从出版来说，就是要精确体现文本，表现出作品的特点。在《久别重逢》编辑过程中，讨论最多的是出版逻辑、对作品的理解。比如，为了目录，编辑部反复讨论，最终才决定了以作者生活经历为主线的出版思路。

　　《赶时间的人》同样处处体现着精确呈现作品的出版思路。这本书以“外卖蓝”为封面，每章都以一份外卖订单形式开始，“订单名”是章节题目、“备注栏”是章节内容简介、“订单详情”是章节篇名和页码。“王计兵有4000多首诗，我们选了200多首。”雷军说，所选诗歌偏重叙事，因为他们擅长的选题类型是非虚构性叙事。基于诗歌的个人色彩与专业性，书中呈现的就是原作。

　　“书稿的编辑过程都是艰难的，但《我本芬芳》的编辑过程，并不会比其他作者的作品更难。”赵鑫玮说，在《我本芬芳》之前，《浮木》已获江西作协年度优秀小说奖，今年杨本芬又加入了中国作协，这都是对她的专业认可。那么编辑的意义在哪里？“第一，发现和支持作者；第二，通过编辑手段让作品更适应当下的语境和审美。”

　　靠内容质量赢得市场

　　《赶时间的人》目前发货量达6万册，这对雷军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我们关注王计兵的故事和诗作已有两三年的时间，认为确有出版价值。但考察诗集市场后，这本书首印只有5000册。”雷军说，但没想到一篇公众号推文就卖了4000册。

　　复盘此后的大卖与营销，雷军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没有单向度地把这本书往诗歌方向营销，而是将其定位为一部有社会话题的纪实性作品。二是营销没有单纯卖书，而是把作者打造成一个文化符号，当谈起工人、写作、诗歌、送外卖的路上抬头看月亮等话题时，读者都能想到这本书。

　　“‘4·23’世界读书日，我们跟抖音平台联合，请王计兵和诗人余秀华对谈。两小时的直播效果非常好，但直播间并没有挂小黄车购物链接。”对于这一反常态的操作，雷军解释说，他们关注的是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而不是一场直播卖出多少书。

　　市场反响证明，路走对了。不仅包括央视在内的众多媒体采访报道王计兵和这本书，而且他还受邀到美国纽约参加中美民间对话活动，与美国长途卡车司机兼作家芬·墨菲一起分享经历与感悟。随着作者的影响力日增，图书销量也日升。

　　《我本芬芳》连续9次加印，总印数约15万册。编辑团队在营销方面重点做了两件事：让更多人知道谁是杨本芬，最初是营销向媒体推，后来则是很多媒体找过来采访；发行团队多角度、多层次承接销售。赵鑫玮介绍，这本书的营销基本都从女性角度、普通人出发，既切合作品也切合读者感受，所以效果很好。

　　普照说，他们做了12场线下活动，最意外的细节是在11月12日长沙的活动中来了十几个10岁左右的小朋友。交流中得知，是一位教师喜欢《我在北京送快递》，所以推荐给了学生。分享会上，教师关注胡安焉如何安排工作与写作，尤其是在疲惫时刻怎样坚持爱好、理想；小读者率真地询问胡安焉如何处理矛盾、怎样在同学矛盾中控制情绪。

　　“图书卖点首先在书的内容里，需要编辑站在读者的立场，以文本为事实基础去构思触发阅读兴趣的文案着力点，但自然而成的才更真。”普照谈道，胡安焉是豆瓣的长期用户，借势豆瓣营销有原始流量，但转发赠书活动不强求评价，更别说好评，因为个人化、自然而成的读者反馈质量更高。吸引到第一波关注后，必然得靠内容质量引发后续的涟漪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