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话旧题

　　石国雄 中国报业协会原驻会副会长，中华儿女报刊社原党组书记兼社长，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党组书记兼社长，中国青年报社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

　　那是20世纪最后一年的秋天，《中华工商时报》喜迎创刊10周年时，我找到全国政协秘书处，恳请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给我们说些什么。李瑞环主席得知后欣然挥毫。很快，“讲真、争新、求深、创短”8个字苍劲有力的题词，传给了我们报社。

　　仔细领会，讲真，是对我们报社的核心要求，是把握新闻方向的灵魂，也是对争新、求深、创短这几个技术性要求的统领。

　　之所以对新闻报道必须讲真这一要求有特别的触动，可能跟我入行时受到的训练有关系。

　　1972年，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调到团部从事专职新闻报道。我的直接领导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志愿军68军的报道干事。他对我的“入职”要求十分简单：搞报道，不能有假。为了保证报道的准确无误，必须做到每一篇稿子都要经过核实。核实稿子要做到“三通过”，一是通过被报道的对象，即稿子要经过对方审核；二是通过周围的群众，特别要注意听取有反对意见的群众的声音；三是通过当地的党组织。另外，他还强调，听取意见主要听听采访对象对所报道的事件的真实性的意见，如果事实无误，但对这个事实的看法有分歧，可以不管他们，按照自己的认识发稿，这是作为报道员的职责和权利。

　　这几条要求，刚开始觉得像个紧箍咒。但是，紧有紧的好处，迫使我从采访开始就特别注意事实的细节，写作时特别注意语言的分寸，留有余地。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要“三通过”，每篇稿子可都要有征求意见的记录。

　　连队离团部近者几公里、远者二三十公里，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如果采访完成后回机关写稿，核实稿子就非常麻烦，还失去时效性。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连队写稿。那时的连队，条件都非常简陋。下去采访，经常挤在知青的炕上；条件好的，有一间招待所，即一间单独的土坯房，但是里面除了一铺土炕，什么也没有。往往是到了连队以后，文书把你带进这间招待所，从炕头拖出被褥，帮你拍掉上面的灰尘，冬天的时候，还给你点上火。写稿子就只能盘腿坐在炕上，或者找一截树桩，趴在炕沿上写。征求意见，一般指开座谈会，找一帮知情者，晚饭后坐在炕上，一屋子的脚臭味，一屋子的“蛤蟆头”烟味。多少年过去，那些场景，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带着一丝留恋、一段回味。

　　现在我们都知道，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是新闻的守护神。而对我们这代新闻人来说，追求真实，其实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根本，是自我修养、自我保护的根本。我保存每一篇稿子，尤其是重要稿子的征求意见记录，大家看我写的稿子，尽管有的受到当时政治气候影响，但是都是如实记录，事实没有出入。

　　我的这段经历，曾经与一些年轻的编辑记者闲聊过。原来以为他们不爱听，但却意外得到大家的热切关注。许多人说，关于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没想到在那个年代，在中国的一个角落，就被奉若神明，实在难能可贵；更加没有想到，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操作得如此一丝不苟，更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把新闻的真实和做人做事的客观实在有机结合，把职业素养与人的自我修养相融相益，实在是发人深思。

　　无独有偶，一次，我把与年轻人交流的体会说给同一位兵团老战友、老同行听时，引起他的强烈共鸣。许多年轻记者朋友告诉他，他所说的许多东西，在课堂上没有听到过，单位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们。由此想到，我们现在有时候常常埋怨年轻人轻视传统，其实，真的不能只是埋怨他们，而真正应该反思的，是我们这些教育者，被称为导师、老前辈的我们，给他们讲过什么道、传了什么经。

　　自然，现在的新闻生态与几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新技术影响下的传播和信息，其各自的界面都在不断地变化，模糊化、熔断化时有发生。媒体也在日新日进，都在融合，都做全媒体。但是，我们从原来的媒体人退下来成为一个普通受众之后居然发现，你无论怎么融合，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多元化，最终到达我这里的，就是两个字：信息。无论是从传统媒体传出的，还是自媒体传出的，无论是从报纸、从广播电视、从网络，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的信息，到了我（相信是所有受众）这里，看重的就是信息的客观真实。

　　人们实在被虚假的、夸张的、忽悠的信息打扰得太苦了，所以，从一个原来的业内人、现在的局外人看来，现代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媒体竞争，最重要的还是谁能够传递出有质量的内容，而作为新闻信息，真实可靠是第一位的。

　　重阳节前，旧话重提，虽无新意，但有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