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八零后”签名售书

　　新一届上海书展的大幕即将拉开，对我这个从未缺席的“书展老兵”来说，既充满了期待，又多少有点惆怅。期待是无需解释的，而惆怅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尾声，为书展服务的机会只剩四届了。回想过去的书展岁月，我与作者、同事、读者一起度过的那些忙碌和温暖的时刻，思绪万千。

　　在历届上海书展中，我策划的作者新书签售活动超过了100场，作者年龄超过80岁（也就是“八零后”）的我记得应该是4位——蒋星煜、贺友直、沈寂、戴敦邦。限于篇幅，我只能写这四老中年龄最长的蒋星煜和年龄排末的戴敦邦的签售故事。

　　文史大家蒋星煜先生，一生著述丰富。我是他的资深粉丝，少年时代读他的两本小册子《海瑞的故事》《包拯的故事》，稍长读他在《青年一代》《舞台与观众》等报刊上发表的历史故事新编，大学时代读他的史学专著、文史随笔，而他的戏曲史方面的专业著作，则是在给他做责编期间系统阅读的。

　　我是1989年7月底进入出版行业的，供职的第一家出版社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我刚进社那会儿，蒋先生正在主编《元曲鉴赏辞典》，当时我这个帮着老编辑抄抄《元曲鉴赏辞典》词目单的“出版新兵”，只能远远地向蒋先生遥致注目礼而已。

　　2006年，曹正文老师主编的《百位名家谈读书》由我供职的第二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书展期间安排了一场签名售书活动，曹正文邀请蒋星煜、邓伟志、叶辛、江曾培、李伟国等名家出席活动。蒋先生那时已经87岁，自然由我这个责编接送。2006年8月10日，是我和蒋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的日子。那天中午，我早早地来到蒋先生家。听老先生的家人说，老先生刚刚因为心脏不适去医院住了几天接受输液治疗，一诺千金的他尽管体弱，但仍固执地要参加签售活动，家人也不敢违拗他。在去书展现场的路上，作为粉丝的我免不了要向偶像表达敬仰之情，老爷子则告诉我正在编选有关《桃花扇》的研究论文集，已经有10万字的样子了；同时打算修订自己的成名作《海瑞》。我欣喜不已，自告奋勇愿意效劳。也许是过于激动导致我指路不明，出租车停到了上海展览中心南京西路的出入口，我和蒋先生的外孙扶着老人家顶着大太阳缓缓行走，老人家体力几乎不支。好不容易到达现场，看到热情的读者，他来了精神，给一些读者题写了“读好书，好读书”等句子，签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才告退。隔天我打电话去问候，他毫不见怪。我也就此走近老人家，开始了我们之间差不多10年的合作。如今蒋先生远行8年了，我还会常常想起他……

　　我在首届上海书展中参与的第一场活动是连环画《大亨·大班》的新书签售会，出场的嘉宾是老作家沈寂（时年80岁）和两位画家戴敦邦、孙愚。这套书虽然并非由我责编，但因为我和沈寂先生熟络，又爱好收藏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就让我参与一下，由此开始了我与戴敦邦先生20年的愉快合作经历。

　　戴敦邦先生（如今我们都叫他戴老爷子）可以说是上海书展的“劳模”，历届书展他的“出勤率”是百分之百的，作为“书童”帮助他钤印最多的是我，我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不能忘记2005上海书展，我陪着他和沈寂先生签售《老上海小百姓》时的情景。那次他的“老慢支”发作，咳得整夜无法平躺。为了不让读者失望，戴先生还是来到了书展现场，足足签了一个多小时。

　　每年书展结束，戴先生都会给自己布置任务，为下一届书展备足“粮草”。为了“赶工”，他会在凌晨3点起床伏案创作。这些细节还是戴师母偶尔聊起，我们才知晓的。

　　戴先生长我30岁，每年书展是我俩“累并快乐着”的日子。有一次活动结束，我扶着他离开现场，我问他：“吃力伐？”他笑着说：“勿吃力，比吾画图轻松多了。最好人再多一点，吾宁可手签了断忒。”我哈哈笑过之后跟他“耍赖”：“吾60岁退休，现在大概还有六届书展要参加，侬一定要陪吾，到侬90岁，阿拉一道来了书展上退休。”

　　但是今年戴先生“阳康”后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在安排本社的活动时，我思之再三还是舍弃了戴先生的“保留节目”。当然我知道兄弟社一定会安排他的节目，为了保住“书童”的位置，我特地去了一回戴先生的画室，问清楚了活动时间、地点，我立即表决心一定按时到岗，老爷子一听就乐了。到我告辞时，老爷子夫妇按例送到楼门口，他拉着我的手一再说：柏伟啊，书展会噢！

　　好吧，书展会。戴老爷子今年86岁，明年他就会追平蒋先生书展签售的出场年龄纪录，后年就该独享纪录了。我是陪伴者、助攻者、见证者，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