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刊载版本考释

　　①毛泽东为《中级国文选》所作的《文化课本序》。

　　②《中级国文选》初版本封面。

　　③《中级国文选》“再版声明”。

　　④《中级国文选》第二册订正版版权页。

　　⑤《中级国文选》1943年订正版版权页。

　　⑥《中级国文选》第四册封面。

　　⑦解放战争时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文化课本》。

　　毛泽东同志一生唯一一次为课本作序，是1942年1月17日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主编的《中级国文选》所写的《文化课本序》，亦即1946年由《中级国文选》改名为《文化课本》的序言。这篇序言短小精悍，立意高远，观点精辟，深入浅出，可谓序言类的范本。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重读这篇序言，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笔者主要就先后刊载这篇序言的《中级国文选》及《文化课本》版本演变情况做些考述。

　　《文化课本序》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重要报告以后，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干部学习的高潮，也成为整风运动的先声。“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毛泽东《文化课本序》），成为影响干部学习和提高文化基础的一个重要障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凯丰、徐特立便将编写文化课本的任务，交给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范文澜在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之后，与叶蠖生、齐燕铭、金灿然、刘亚生共同编写了《中级国文选》，主要是供认识一两千字的干部自修或作教材之用。该文选第一、二册于1942年年初编成后，由凯丰、徐特立审订，并请毛泽东同志作序。于是，毛泽东便于1942年1月17日，欣然为这本书写下了《文化课本序》一文。

　　毛泽东在文中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形势大发展需要“大批聪明忠实”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干部”，也就需要尽快“解决文化基础问题”，尤其是“课本问题”。“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首次发布《文化课本序》的《中级国文选》的出版情况

　　1942年3月，《中级国文选》第一、二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第一版。同年11月，作了修订再版。这两个版本的第一册在“目次”前，均登载了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其中第一册署名“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共计48课，即旗、简短的故事、海上的日出、到雅尔塔、叶家的孩子、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手和脑、人类的发明和生物的技能、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电影院和疯人院、安泰的死、关于播种工作的谈话、荒芜了的花园、细菌、植物和动物的分野、农谚、一月二八日夜、平型关的胜利、顶好和顶坏的菜、喝干海水、两个铁球同时着了地、揭开了天空的秘密、天气、列宁吃墨水壶的故事、列宁怎样戒烟、列宁墓、民事注册局、口头与书面、打铁、简政不是减政、西北军生活的片段（一）（二）（三）（四）、詹天佑、机械的工作、科学发明的利用、伙夫老武、回族烈士马骏、马老太太之死、科学的头脑、军事副刊发刊词、冯家会战斗、糙米、当铺门前、应用文、标点符号等。其中每4课为一个文法单元，全书共12个单元，分别是字与词、词的排列、句和语、句的构造、主语与名词、主语与代名词、述语与动词、述语中“连带的成分”、助动词、句子的附加成分(一)(二)、介词连词等。

　　第二册署名“编者：范文澜、叶蠖生、齐燕铭、金灿然、刘亚生”，共计30课，并附文法10篇。每篇课文后面有“作者简介”“全文要旨”“章节大意”“注音”“注解”“词汇”等便于教学的说明。后来编出的第三、四册，以及由《中级国文选》改名的《文化课本》也是如此。

　　1943年5、6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中级国文选》第一、二册订正版，并重新划为初版、再版。当年9月又作了修订，出了订正版的再版本。第三册于1944年编出，多达66课，还附有文法与作法9篇。1945年8月，修订重版时，将内容较多的第三册改为第三、四两册，这样《中级国文选》就由原来的3册本变成了4册本。

　　因此，可以确定毛泽东《文化课本序》最早刊登于新华书店1942年3月出版的《中级国文选》，而后来出版的《文化课本》一书，虽然书名与毛泽东《文化课本序》一致了起来，但不能说是最早登载这篇序言的书籍或版本。并且，有人将毛泽东1942年1月作序时间作为《中级国文选》的初版时间，或认为该书初版于1943、1944年等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后来刊载《文化课本序》的《文化课本》的出版情况

　　《文化课本》这个书名不仅通俗易懂、适用面广，而且也与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完全吻合。在《中级国文选》使用过程中，这个问题曾被多次提出来，所以，将《中级国文选》的书名改为《文化课本》是迟早的事情。

　　根据《1937—1948年新华书店在延安发行（出版）及经售书刊目录》可知，《文化课本》（1册）出版于1946年。我们手中的《文化课本》为单册本，1948年10月由新华书店二分店出版，署名“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登载有毛泽东《文化课本序》，目次42课，附录文法12篇，与原先的《中级国文选》第一册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减少了6篇课文。可以断定，《文化课本》单册本与《中级国文选》第一册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换了书名而已。改名之后，各大解放区新华书店及其分店在发行过程中，翻印了多个版本的《文化课本》。之前发行的《中级国文选》也是如此。

　　因此，先后登载毛泽东《文化课本序》的《中级国文选》（1942）和《文化课本》（1946），是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不同名称的同一部著作，并都是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主编的。它们在解放区使用过程中，既是“延安中级干部读物”（《中级国文选》第四册“出版者的声明”），也是学校“作为‘国语’的代用课本”（陈桂生《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还是区委下发基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的教材（黄宪忱《我保存〈文化课本〉的前前后后》）。如果说《文化课本》出版于1942年，或说它最早刊载了《文化课本序》，都是不准确的。

　　1958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一次收入了这篇序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披露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对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963年5月颁布的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开宗明义地引用了《文化课本序》，并指出：“从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我们可以认识到语文的重要性。不仅从事革命工作学习革命理论需要语文，参加生产劳动和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语文。有些人认为，语文差一点没关系，文理不通，写错别字，不是原则问题，这显然是不对的。语文是学生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语文学得好，就有利于学习各门知识；语文学不好，不能读，不能写，学生思想的开展和知识的增广就会受到妨碍，影响所及，对国家这个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是十分不利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这个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着眼于语文的使用功能与语文学科的特殊的学科价值，明确提出了“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的论断，并据此确定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并要求正确处理好“文”“道”以及语文教学跟思想政治教育、文学选文的关系。

　　1993年12月，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又被收到《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成为毛主席著作的一个重要篇目，从而使得这篇序言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