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出版架起文明互鉴的金色之桥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文明交流互鉴，近日，他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在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我们出版工作者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最重要载体，出版承担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和发展的重任。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自古以来就发挥着人类文明传播和交流互鉴的作用，各国各民族图书的传播交流史，也就是人类文明互鉴史。

　　从人类丰富的典籍中，我们看到多样性的世界文明有着重要的共性特征，构成了人类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

　　人类对人生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是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由于人类生活地域和历史文化不同，形成了包罗万象、千差万别的世界文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也增加了文明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难度。中国有位学者钱锺书，曾留学牛津大学，通晓6种外语，对人类文明深有研究。他在《谈艺录》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认为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使人类文明互鉴成为可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理想国的构建，设计展望了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中国记载先秦制度的《礼记》描述了“大同盛世”“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都在追求幸福，都希望拥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生活环境，都有着共同的期盼、相近的追求和一致性的需求。这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共同基础，也使得文明互鉴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出版的历史作用看，出版在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历史，出版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唐代中国高僧玄奘到印度学习佛教文化，带回大量佛经，撰写了记述亲身经历的《大唐西域记》，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在1300年后，《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古印度史的重要文献。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该书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西班牙时曾发表署名文章，讲到中国和西班牙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明代，西班牙人庞迪我将西方天文、历法引入中国，高母羡将儒家著作《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语。塞万提斯在作品中多次提及中国，其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在中国广为流传。历史表明，尽管相距遥远，但中西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吸引，坚持走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道路。”《明心宝鉴》是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部典籍，1590年左右由天主教士高母羡将其译成西班牙文，高母羡的中西双语本手稿现珍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这部400多年前的手稿2023年在中国影印出版。手稿文前有一封致西班牙费利佩王储的信，讲道：“道明会将中华大帝国的第一笔财富作为贡品献给殿下。中国人看作真正巨额财富的，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绫罗绸缎，而是书籍和智慧，还有品德及其正确的管理制度：他们对此重视，赞美，以此为荣，有良好教养之人（不在少数）往往谈及于此。因此，道明会将译成卡斯蒂利亚语的《明心宝鉴》献给殿下，它是中国哲学家诸多格言的汇编，均为德育教材；力图使人顺应天命，引导其走向自然之光揭示给我们的尽善尽美。这是世界从中国语言文字译成其他语言文字的第一本书。”这部书在400多年前架起了中西文明互鉴的一座桥梁，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16世纪就传入西方。1687年拉丁文版《中国贤哲孔子》在巴黎出版，孔子及其学说在法国引起广泛重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把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学界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法国文明现代化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1920年问世，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世界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开阔了中国几代读者的视野，在文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未来发展看，出版将继续在文明互鉴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有丰厚的文化资源，能够给世界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经济、科技加速融为一体。同时，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出版物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它像一位“和平大使”，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加深了解、相互理解，消除文化隔阂，达成共识，促进民心相通，从而保障世界的和平稳定。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20世纪70年代说，以儒、释、道、汉语为支柱的中华文化，必将影响全世界，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布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道德金律。人类只要能够守住这个底线，其文明还有希望，社会秩序能够恢复，还能朝着好的方面转化。

　　《礼记·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和谐共存，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处理好关系的核心就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这样，我们就能够打破“文明冲突论”的魔咒，在这个美丽星球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近些年来，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创立了“东方学”，让世界系统深入地了解东方文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集全世界馆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出版物已经陈列到海外上百座图书馆，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这都是中外合作的出版成果。下一步，出版业将继续发挥产业特色、行业优势，为世界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做更多更好的服务。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本文系作者在第三届文明交流对话互鉴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