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戏的文化人

　　梅兰芳（左）与齐如山。

　　我生长在有着“戏剧之乡”之称的安徽安庆，黄梅戏是家乡戏，几乎人人都能啍唱几句；京剧奠基人之一、带领徽班进京的程长庚即是家乡人，他的事迹听过不少。在昆明工作期间，居所与云南省京剧院仅一墙之隔，时常旁听到悠扬的京胡伴奏下的排练之声。可以说，从少至长，传统戏剧都萦绕在周围。于是我开始留心收集戏剧资料，特别是与京剧有关的资料，如剧本、曲谱、梨园故事等。早就有心就戏剧写点什么，但我对戏剧从未做过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始终是个门外汉。谈戏剧本身未免露怯，也只能说点题外话，打打擦边球，谈谈爱好戏剧的文化人即是藏拙的话题之一。

　　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很轻视戏剧，将伶人、演员贱称为戏子，把进戏园看戏、与伶人交往看作不务正业，混迹于下九流。自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走向繁荣，一些开明的士绅及文化人开始亲近关注爱好戏剧。

　　爱好戏剧的文化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对戏剧有着强烈的爱好，不光进戏园看戏，有条件的家中办堂会，甚至拜名伶为师，脱掉长袍马褂下海，登台表演，成为票友。还有一类是从兴趣出发，逐步认识到戏剧的文化价值，认为它是国粹，本着保护、发扬戏剧的目的，对它进行宣传、推介，提出建议，参与导演，编写剧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由戏迷变成了戏剧方面的专家。

　　爱戏的文化人不少，成为票友的却不多见，张伯驹则是文化人中最有名的票友。他是所谓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是官宦子弟，但不是纨绔子弟。琴棋书画皆有涉猎，尤其是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的一大爱好是票京戏，曾拜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为师，成为余大师的入室弟子。他自述其学戏经历：“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十二时后始说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余者独多。”张伯驹毕竟只是票友，偶尔客串，不必以专业演员的标准来衡量他。张伯驹票友，人过戏止，但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红毹纪梦诗注》，以177首七言绝句加文字说明，记录了他一生参与京剧活动的往事，从看戏、学戏到演戏，记剧坛掌故、名伶逸事、圈内动态，可见民国剧坛以及上层社会风貌之一斑。诗明白通俗晓畅，文字清新生动。

　　吴小如先生写过《读〈红毹纪梦诗证〉随笔》，为《诗注》做了补充、订正、扩展、解释。吴先生是北大教授，在文史领域有精深广博的造诣，同时也是一个京剧票友及戏剧研究专家。他自承，幼年即随父兄看戏、听戏，既长，又向京剧名家贯大元学戏，并曾向张伯驹学过14部戏，可谓探骊得珠，亲炙余派精髓。这为他写作《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并遍访当时在世的京剧名家。此著评介了谭派、余派、言派、高派、马派、麒派等老生流派，在说潭派之前介绍了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汪桂芬等早期老生流派。追本溯源，述其特色，评其得失，道其影响，文字不多，内容丰富，是一部体小思精、继往开来的京剧研究专著，在戏剧圈内外都有极大反响。吴先生精通古文诗词，通晓音律，对京剧唱腔音韵的分析能入能出，当行本色。文章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文，语言准确生动优雅，文采飞扬，可作为散文阅读。

　　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大放光彩，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齐如山，他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入同文馆学习德文、法文，青年时代赴欧洲从事商务，观看了大量西洋戏剧，此后开始了国剧研究。曾受谭鑫培邀请，到中国戏曲界总会做西洋戏剧的介绍演讲，影响甚巨。在看了梅兰芳、谭鑫培合演的《汾河湾》后，给梅兰芳写了长信，对其表演提出建议，被采纳。此后两人通信两年之久。二人见面后，开始为梅兰芳编戏排戏。在合作了20年与梅兰芳分手后，在抗战期间及赴台湾之后，也没有停止对国剧的研究，他可说是对国剧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最权威学者，先后写作出版了多种论著，扩及北京的方言土语、三百六十行、民风民俗，可谓著作等身。京剧之花绽放在北京，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时代氛围，齐先生之从事京剧研究，完全出自对祖国文化、对中国戏剧的热爱，他85岁高龄到剧场观剧时心脏病突发逝世，对戏剧可谓情有独钟生死以之了。

　　小说家汪曾祺因写了《范进中举》，而成为北京京剧院的编剧，被高层看中，参与了样板戏的剧本创作。他所改编的《沙家浜》是样板戏中的佼佼者，唱词既文雅华美又通俗流畅，其中的《智斗》一场，词曲俱佳，珠联璧合，至今仍是舞台上常常搬演的妙品。汪先生之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也非偶然，他自小在家乡即接触到了草台班子的各种演出，在西南联大也是一名文艺青年，吹拉弹唱，颇为活跃，还学习了昆曲。这为他今后从事戏剧剧本创作埋下了伏笔、打下了基础。

　　汪曾祺忆及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练习昆曲，其实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及上层知识分子之间，昆曲曾流行一时，弄笛吹箫、唱习昆曲被认为是风雅之事。昆曲的历史比京剧久远，从明末清初兴起至今已有三四百年。虽然也起自民间，但很早就与明清传奇剧结缘，为文人士大夫所赏爱，所以在戏剧界独被称为雅部。民国时期，学者及散文家俞平伯曾在北平组织研习昆曲的社团谷音社，上世纪50年代初又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参与改编排演昆曲《牡丹亭》，为昆曲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合肥三姐妹之一的张充和自上大学期间爱上昆曲，保爱终身，到美国之后，在大学里讲授书法、古琴，传习昆曲，培养了一批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洋弟子。

　　中国戏剧皆起自民间，其剧本、音乐与表演多为艺人编创，或与下层文人合作，兴盛之后，才引起富商大贾、士绅权贵乃至宫廷的注意，有的上层文化人参与戏剧的创作过程。文化人的参与有利有弊，弊端在于使民间戏剧丧失童真朴素，趋于典雅化、贵族化、雕琢化、繁缛化，脱离普通民众，失去生机活力，逐步走向衰落，比如昆曲。而昆曲之外的花部，包括京剧在内的各地方戏剧，草根色彩浓烈，其内容与形式有朴素的一面，也有粗糙、鄙俚的一面，文化人的参与，一方面提高了戏剧及艺人的地位，提升了其文化品位与价值，使其精致化、文雅化。京剧等戏剧重表演而不重剧本，重音乐不重表情动作，特别是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往往是由话本、历史及民间故事改编而来，口耳相传，情节与内容往往不近情理，甚至有低俗愚昧的一面。文化人参与剧本的挖掘、整理、加工、改编，乃至重新创作，使剧本质量大为提升。从艺人自身来说，通过与文化人的交往，也全面丰富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美学趣味。很多艺人与文化人交往，使他们受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熏陶，艺术理念与表演表达更上层楼，梅兰芳就是一个典型。他通过与齐如山、老舍、齐白石的交往，全面提高了文化素养，才在舞台上呈现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吴小如先生坦承，有人建议他续写京剧旦角流派，因为健康原因，只写了《试论荀派》就搁下了，这一缺憾读了叶秀山先生的《古中国的歌》中的《京剧流派欣赏》或可得到弥补。叶先生是哲学家，他爱好戏剧的人生经历与吴先生有近似之处，幼年即与京剧耳濡目染，少年时在父亲支持下，参加了票房活动，在上大学期间参与京剧社的组建，得到一些京剧名宿的指点，也曾上台表演，为其从事戏剧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经验，积累了一手素材。叶先生从感性经验，上升为美学总结。他写的《京剧流派欣赏》不仅包括了老生的余派、言派、马派、谭派、麒派，也包括了花脸的裘派，更是研究了旦角的梅派、程派。论梅派的有两篇。他写道，梅派主要是体现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以个人某一方面的特殊作风取胜。梅兰芳的天才是全面的，因而他能在京剧表演艺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梅派表演的美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美。梅兰芳在表演的各个领域（唱、念、做、打）都极有经验、极具创造性，他所塑造的舞台形象是完整的。在唱功方面，叶先生指出，梅兰芳在咬字、行腔、运用嗓音、动作表情等，都非常讲究分寸。关于程派，叶先生则突出分析了其含蓄、韵厚的艺术特色。

　　（作者单位：法治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