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笔法写就史家巨作

　　清末，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外部侵略势力虎视眈眈，在乱局之中，各种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帝国的危机步步加深，引发了仁人志士的深重忧虑。

　　张之洞作为权倾一方的大员，曾这样感叹制定政策与改革方向时的进退维谷：“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识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说的就是他站在时代风口上的如履薄冰。他的《劝学篇》就是在这种忧患心态下写成的，这部宣传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共有24篇文章，张之洞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他主张先明“内学”，打好一个人品行与道德的基础，然后选择西方的技术与技艺以用之。他提倡创立新式学堂，让民众摆脱蒙昧状态，修造铁路，让中华大地的交通便利起来，但他也反对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等主张。可见，张之洞审时度势，取了一条谨慎的居中道路，来拯救他的祖国。

　　为帮国家摆脱严峻态势，张之洞提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方案，也进行了诸多冒风险的探索。之前虽有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影视作品塑造了他的典型形象，但张之洞这一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他高标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依旧有着广阔的解读和分析空间。

　　今天，作家王振羽先生爬罗剔抉，竭尽全力地书写了这部《国家重器：张之洞》（江苏人民出版社），他开独创性的写史之法，从大量晚清人物的有关文件、信札、来电、日记入手，逐字逐句地分析了张之洞与晚清多位政坛关键人物的交锋与合作，以近乎小说的生动笔法，将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晚清政局中的所作所为，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心理波动及思想嬗变，生动自然地表现出来。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张之洞的视野、眼光、气质、心胸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他意识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曾冒着被政敌攻讦的政治风险，促成东南互保之局，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转变。

　　王振羽先生在出版界以“记忆力犹如计算机”著称，他写历史人物，尤其擅长旁支斜出，从和主人公有关联的人物入手，从各个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个性。比如，他不仅说到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的分歧，更谈到两人在晚清危局中的合作；他提到革命者瞿秋白、恽代英的爷爷都与张之洞有密切关系，他还提到了革命党人吴禄贞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也是因张之洞的推荐而跻身晚清高层的。此外，张之洞也是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均是从这一学堂发展而来，而王振羽先生的母校东南大学，更是坐落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上，他对张之洞的情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张之洞病逝后，当时正在不屈不挠地奔走革命的孙中山，评价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多年之后，毛泽东同志评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评价说：“清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是有改革观念的一个人。”

　　而在这些黄钟大吕的书写之外，作为读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张之洞私人化、生活化的一面。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封疆大吏是“猫奴”，卧室中养了几十只猫，经常亲自为爱猫喂食。猫有时在张之洞的书上拉屎，他就自己取出大手帕来擦拭，一点也不嫌脏，他还告诫左右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张之洞在四川当学政时，与得意门生杨锐就交游甚多。1894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与杨锐“同游台城，憩于鸡鸣寺，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后，杨锐作为戊戌六君子被清廷所杀，张之洞心中的哀痛，恐怕不能与任何人诉说。1902年，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明月依旧，山川无声，而爱徒已逝，张之洞就在此地捐资起楼，以纪念爱徒，这楼被唤作“豁蒙楼”，就来自上次杨锐在月下所吟诵的“忧来豁蒙蔽”一诗。

　　这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立体呈现了作为一个长者、一个普通人的张之洞。王振羽先生将他适度从时代风云中剥离出来，给我们看历史人物深沉细腻的内心世界，从而让我们360度立体化地理解他的品格、个性、风骨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