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文化沃土 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均与出版有关。出版以保存、弘扬和传播本民族或本土文化为核心，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承担着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在文字诞生以后、现代印刷技术应用之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出版活动的对象和最终成果主要是书籍。

　　书籍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图书出版是文化创新和文化积累的过程，历史上江苏地区的出版活动精彩纷呈，在整个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

　　永嘉南渡以后，东晋及南朝官方组织进行了持久的出版活动，形成了《晋元帝四部书目》等多种大型目录学成果，正式确立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四部书目分类体系。齐梁年间文风大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江苏地区的图书出版事业进入辉煌时期，如《宋书》《文选》《文心雕龙》等名家名著迭出，引领时代潮流，在各自领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隋唐时期是书籍卷轴装帧艺术发展的高峰，印刷术的发明应用，促进了书籍从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与发展。这一时期，江苏苏州一带形成了唐诗选集的刊刻热潮，扬州地区产生了文选学，为区域文化增添一抹亮色。宋元时期，私刻书坊遍布江南，图书出版盛况空前，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被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江苏是明代出版业的重镇。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南京主持编成，通俗文学经典“三言两拍”在江苏刻印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饾版、拱花等彩色印刷技艺在南京首创，《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四大科学巨著的编刊出版与江苏息息相关，江苏地方志实现“全覆盖”，并产生了丰富的修志理论。郑和七下西洋、江苏刻工远渡扶桑促进了明代出版业的国际交流，江苏在明末东西方以图书译介推动文化交流事业中传出了意义非凡的第一棒。清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江苏特殊的区位优势、经济条件、政治影响和文化积淀，确立了当时江苏全国文化中心和出版中心的地位。清代江苏出版业引领全国，官刻、私刻、坊刻三个系统并驾齐驱，各有特色。清代江苏刻书总量庞大、种类丰富、制作精良，将传统出版技术推向极致并采用新的出版技术，开始向现代出版业转型。民国时期，从新式印刷机器的引入，到编辑和印刷工艺的渐次提升，再到出版管理体制的日益完善，江苏出版印证了中国出版从传统机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的整个过程。这既是江苏古代文明发展的成果，也为江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江苏出版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江苏出版成绩斐然，表现突出，为社会主义出版强国建设持续作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系统阐述江苏出版的发展脉络，全面总结江苏出版的丰富成果，对于传承江苏出版的优秀品质，展示江苏这片土地上文化的多彩和出版的魅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具有重要意义。《江苏出版史》（五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第一部以江苏出版为研究对象的通史性著作，注重出版活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以时间为线索，聚焦地域出版活动发展，分五个时期对江苏的出版活动作深入、透彻的分析，揭示了出版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江苏在出版方面的深厚积淀，做好文化传承，增进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出版史、文化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江苏出版史》作为出版学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在出版事业推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