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的通识著作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与其相关的图像艺术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简要描述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将不同时段的文学图像及其特征呈现出来，讨论这些图像与文学文本（语言艺术）存在怎样的关系等，是《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的基本任务和总体目标。这一任务和目标之达成，无论对文学专业还是对艺术专业的学习者，抑或对一般文艺爱好者，都是很有意义的。本书主要面向大学教育和文艺爱好者，也算是一个跨学科的尝试，尝试文学与艺术的跨越与融合、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交汇与贯通。

　　既然是“中国文学图像史”，就需要在本书的开篇对其概貌作一简要描述。最主要的是历史分期问题，恰当的历史分期有益于我们对它的宏观把握。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文学史分期还是图像史分期，都不能与朝代更替画等号，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朝代更替。后者为历史分期提供了时间链条，从而规定了历史言说的顺序和停顿。就“中国文学图像史”而言，关于它的分期应顾及“文学”和“图像”两个方面，尤其是前者，因为“文学图像”是一个偏正词组，即“文学的图像”；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中国文学图像史”分期还应顾及汉语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图像是文学语象的延宕和视觉化，它使不可见的文学语象成了可见的。而汉语语象必然影响到文学图像，汉语史也就必然影响到文学图像史。总之，只有确立多维参照，才能有效避免臆断。

　　当然，无论顾及什么，无论选择多少参照，最根本的还是要立足于文学图像本身，即就中国文学图像的不同历史形态作出客观分析。所谓“历史形态”，即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特殊性，特别是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的关系特征，或曰“语图关系”“文图关系”方面的总体特征，并非拘泥于个别现象或个别特征。

　　据此，以笔者之见，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先秦两汉——萌发生成期；晋唐——生发完善期；宋元——范式塑形期；明代以降——延展再生期。

　　需要说明的是：如此描述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及其分期，主要还是基于作为“视像”（画像）的文学图像。因为相对于作为“识像”的书法艺术，“视像”毕竟是中国文学图像史的主体部分。单就书法艺术史而言，晋唐才是其范式塑形的黄金期。“识像”与“视像”的这种历史错位，显然与其各自的功能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实用性方面，两种文学图像的差异是显著的——语言文字作为“识像”的实用性，应是其备受宠爱从而早熟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学图像史是一个新的学术论域，应该探索正确的、适宜的研究方法，以便收获较大裨益。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

　　毫无疑问，文学图像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图像”。这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决定了文学的本位属性，这是基本的学术立场，也是研究的出发点，然后才延展到与其相关的图像，并且紧紧盯着二者之间的关系。

　　将语象和图像作为基本理论范畴，或者说将二者的比较研究作为文学图像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不仅是研究对象使然，而且有另外的、更深层和更现实的意义，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时可以体感到的、在“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背后隐藏着的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人文学术对此应该有所回应。

　　“图像时代”对文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人所共知。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一负面影响的背后，更有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传统的唱和、和谐关系已被“图像时代”所颠覆。问题在于这一趋势才刚刚开始：图像在技术的支持下，表意机能及其诱惑力魔幻般地增强；而语言表意与技术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图像对语言的替代不但不会止步，而且会呈现出一往无前的强势，并且会愈演愈烈，看不见终结。那么长此以往，人类的语言、思维、思想、情感、文化与社会交往等，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语言符号可能患“渐冻症”吗？语言艺术可能回缩到“杭育杭育”派吗？这不是儿戏，而是一个严肃的未来学问题。但是，我们甚或整个人类对此还知之甚少。尽管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存在论等对此有所触及，但是这方面的认知才刚刚开始，甚至无法从学理上解释家长们何以希望自家孩子喜好读书而非沉迷于“读图”。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极具学理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是一门“顶天立地”的学问。文学与图像、语象与图像的比较分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

　　如果立足于本土资源建构符号学，或者说借鉴符号学的观念与方法重新反观中国文学图像史，就会呈现一幅颇具民族特色的语图关系史图卷。毫无疑问，这一“新知”是原创的、中国的、现代的，是中学借鉴西学的产物。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沿着这条路径反观中国文学图像史，一定会有更多、更大、更有意义的收获。这既是本书所努力的方向，也是留给读者和学界的思考——希望本书的读者或学者在这方面特别用心，通过批阅本书激活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思考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文图关系思考语图关系，以及中国文图关系的民族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语图比较符号学”会自然生成，无须人为炒作，就像新兴的文学与图像研究那样，没有任何非学术的外力引发，全是源自学术的内在驱力，自然而然地生成、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