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生命颂歌

　　“太阳西斜。大半个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老文公站在门前，看着河对岸那片高高低低的石屋。它们依河谷走势而建，好有气势。这会儿，它们红红的，害羞似的。这么大一座古堡似的村落，没有一丝人声，也看不到炊烟。”

――摘自《橘颂》

　　张炜在《橘颂》（新蕾出版社）中探索了一种自然自由的人的栖居状态。他朝向总体生命世界提问与思考，以东方文化与东方美学精神回答人的创造性生活的生成路径与意义形态，确立以“简单本真”为内核的存在论与世界观，因此作品的读者年龄是不设限的。那么，对广大少年儿童，《橘颂》的文学吸引力与审美价值又在什么地方呢？

　　《橘颂》讲述的是一人一猫居于神奇石屋的故事。张炜将屈原《橘颂》的诗篇题名智慧地化为一只刚两岁半的猫的名字，将屈原与橘树间伟大的文学对话与人格诗篇实现了极富童趣与艺术思想的形象转换，使得儿童所青睐的动物伴侣获得了在一般儿童文学中难以具备的文化性格。作者提供了一种将儿童“眼中之物”与“艺术”建立积极联通的思维方式，通过概念与印象图示化的手段引领儿童在日常性中厚植民族艺术心性，培养高尚文化情趣。《橘颂》在阅读的入口处即醒目地树立起自己鲜明的原创性标识。

　　《橘颂》毫无疑问在进行一种新生活模态的展演。它是作者理想主义光芒下对“真正”的生活、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廓清。张炜以他对童心博大的同情，获得了一种透彻的童年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自如运用，并建构了他原始、简单、纯粹的生命哲学观。就像孩童的眼睛会与世界万物建立单纯的固着关系一样，张炜在《橘颂》中也用极简的思维方式启迪读者重构物质观与存在的时空观，引领人们找回新鲜如初的生活感受。

　　《橘颂》的意图主要在提供穿越迷雾的心灵出路，这一“明亮”的文学价值观在本质上与儿童文学是气味相投的。张炜曾这样说：“我始终觉得儿童文学不仅不是一种文学初步，而且还是整个文学的入口、基础，甚至是核心。任何一个作家把儿童文学的元素从整个创作中剥离和剔掉，可能都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春天向北，我们向南。”86岁的老文公带着橘颂和一堆东西，在3月的一天出发了。他们要去山里住一段，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石屋，因为那里的春天更大。这是一次返回自然并与历史对话的特殊旅程。“石屋”是老文公的祖辈建造留下来的，它们是真正的山里老人。在那些迷宫般的房间里，在对一个个旧物的抚摸与擦拭中，在温暖的油灯与闪烁的火苗中，老文公找回了童年的感觉。石屋中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被铭记的，因为他们有紫罗兰色的夜空，有清晰的银河与眨眼的星星，有远方老朋友的守候，有近邻李转莲、老棘拐、水根的照应，最主要的还有那些陪伴老文公一生并让他永远回味无尽的故事。石屋真是一个讲故事的好地方。

　　时间、空间、人物，这是张炜在《橘颂》中工笔细刻的3个关键命题。这些当然是文学世界的基本构成元素，但在张炜的审美理解中，他要将它们聚焦与放大，他一定要进行一种深刻的呈现，让读者一读即能有清晰的意义捕捉与情感想象。这对文字的组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亦对情节与人物关系、事件择取、场景处理等都有高难度限制。

　　当“化繁为简”在艺术技巧上被作者娴熟调度时，其实它已在世界观与价值观层面内化为作家的人生哲学了。《橘颂》的文字是被淬炼与提纯过的，是异常朴素自然、清洁美丽的中文表达，这些文字对任何接触中文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尊重。

　　就像儿童与世界任意之物建立直接性的关系一样，在这样一个如约而至的春天里，老文公与橘颂一起，认认真真地亲临了石屋，并与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日渐发生亲密的关系。舍弃与外界无尽的信息干扰，老文公的生活全部回到凝视、聆听、体验本身上，他收获了生活最美的馈赠。

　　在一人一猫的守望中，自然、历史、文化、艺术、青春和本体的世界以及人的精神创造都被作者细细慢慢地引入了。张炜给予儿童的显然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就像老文公开篇和橘颂说的更“大”的春天一样。

　　心中有橘，然后才能带着孩子们齐唱生命颂歌。优秀的文学一定是能给人力量的文学，同时也会为读者留下无限的余韵与想象的空间。文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提领我们以故事去探寻更多的故事，由此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富足自由。

　　《橘颂》中深埋了很多故事的种子：老棘拐和重孙水根，李转莲，老文公的父亲、爷爷、老爷爷，远隔重洋的儿子、孙子，还有海边的老友和老文公童年时相遇的“冰娃”小斑海豹，以及他对海豹的自我认同，当然最重要的是关于“夷”字的艺术释读与延伸的文化寻根与想象。张炜在《橘颂》中为孩子们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价值探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