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加”到“深融”的出版融合之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 朱亮亮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深入发展，广泛应用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习惯也随之变化，新型的出版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新的出版业态快速发展壮大。我在出版机构负责融合出版业务多年，躬身入局，深刻感受到这些年融合出版的一些变化。

　　数字版权日益规范

　　数字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个新生事物，加之产品形式和盈利模式等未来发展不确定的因素，长期以来，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普遍认识比较模糊，也就不重视相关权益在出版合同中的约定，事实上造成了很多出版社虽有纸质书出版权但无数字版权的现象。笔者刚负责人大出版社相关业务的时候，就对2004年之后的5689份原始图书出版合同进行了多次整理核查，梳理清楚了原始图书出版合同相关版权约定记录，并对合同中不规范签订进行了纠正，建立了准确便捷的数字版权查询平台以及数字稿酬系统，保障了数字版权的合法可依可用，提出并推动了《毛泽东传》等重点品牌书和外版图书的数字版权签订以及续签工作。

　　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很基础的工作，当时确实是要花大量时间去梳理和沟通协调，而且对于出版机构来说，版权的解决是一个全社层面的联合协作行为，需要上升到社级层面，社领导统一部署，总编室和数字出版相关部门牵头，各编辑部门配合沟通联系作者版权方，逐步规范解决，并且要做大量版权和商业收益等解释工作。

　　纸电融合成为标配

　　电子书业务刚刚兴起的时候，习惯了传统纸书业务模式和渠道的编辑部门，对这项新业务很多是持怀疑态度的，担心影响到纸书的销量等。我们作为数字出版部门不但需要开放务实、锐意进取，积极与市场化的各种新兴渠道合作，并且要精细化运营和控制好风险，积极与编辑分社沟通联系，充分沟通和掌控适合数字产品渠道的选题出版规划和各类营销宣传活动安排，做好纸书电子书互动营销，用实际的营销效果和销售收入来打消大家的疑虑。多年来，人大社在电子书业务收入方面一直是传统出版机构的排头兵，纸电融合同步发行也成为我社的基本标配，纸书和电子书等渠道的复合营销良性互动，已经是图书营销的常规选择。

　　体制机制创新引领

　　这些年，融合出版已成为行业共识，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出版企业积极适应出版融合发展要求，主动探索出版单位内部组织结构的重构再造，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竞争和一体化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从设立专门的融合出版部门，到成立独立从事融合业务的公司主体，以及将融合业务融入传统出版部门业务中，作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实践，积累了一批示范企业案例。人大社多年来坚持“深耕主业、多元开拓、融合发展”的经营战略，我们于2012年成立北京人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探索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在数字学术、数字教育等多个领域都形成了高质量内容和先进技术深度融合的出版融合产品。

　　人才队伍成长锻炼

　　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融合出版首先要从人做起，不管多么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模式和理念方法，最终还是要通过人来实现，通过人的思想和能力处理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操作问题。人大社“十三五”期间，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重点项目的实施为产业融合的抓手，形成了一批具有融合示范效应的重点项目，通过市场化项目的策划运营，人才队伍也得到了加强。在进行融合出版业务之初，我们提出和实践了全版权经纪、新出版形态，以版权规范为前提，实现资源数字化、管理系统化、内容产品化、运营灵活化，规划和构建了出版社和数字公司的基本业务架构和团队，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形成了一支熟悉技术发展、懂内容、具有经营意识、学习能力强的专业化融合出版团队。

　　从“转型升级”到“融合发展”再到“深度融合”，出版业的未来之路越来越清晰，“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出版人只有用创新拥抱变化，策划出版高质量的新型出版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新型的文化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