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圈”的多向思考

　　□江作苏

　　网络流行语进入社会主流是一个现象，“出圈”这个词就是一个例子，而且颇有正面意义。从起源来看，“出圈”一般指某人的知名度变高，不止被粉丝小圈子所关注，而是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变成真正的公众人物。后来，“出圈”的用法引申到不限于人，事件和物品也可以“出圈”。

　　由此分析，“出圈”的动力属于由内向外的，有突破之意，犹如微弱之星火，初为微温，待燃之成炬后那就是“出圈”了，因为可以光照四野。

　　这个说法没毛病。但是具体分析而言，又非完全如此。特别是在信息产品丰富的当下，凡发声者都欲“出圈”，因此在突破手段上无不想尽办法出奇破圈。

　　社会学家费孝通有一个观点，即公众对信息的态度虽然多样，但就功能而言，无外于“从实求知”四个字。也就是讲，面对纷繁如星河之知识空间，哪怕是无目的地浏览，人们实际上还是期望有所发现，对生活有所助益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信息“出圈”的前提还是其有用性，也就是能解决某些信息不对称，凡此做得好者就能突破原有的樊障，有能力到达更远更广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出圈”也需要有外界对信息源的认同感，也就是常说的吸引力。信息除了实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传播中信息与人的态度相包裹。传播学者甘姆森认为，新闻信息的构成是由若干“话语包”有机组成；而一组“话语包”，又可以组合成某种反映核心框架的标识，而这些“话语包”就浸透了传播者的态度。

　　在一个成熟的传播场域中，“话语包”是在不断更新与换代之中，而营造“话语包”的能力，总是有人在不露声色之中持续和巧妙地去迭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指出过，在西方资本主义营造的文化工业中，这种文化环境会努力把人变成乐于接受却不愿反思的机器。这种批判性态度，挑明了信息“出圈”并非完全依靠单个人或某平台的能力，实际上它是与整个文化背景相契合的。当然，在商业化利益浸透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要警惕哪怕是你自愿乐于接受的信息，也可能受到了商业化社会环境的影响。

　　多媒体时代的“出圈”信息，已不止于文字信息，而大量向视频和音频方面转移。现在“出圈”的很多信息都是轻型的、带有娱乐性的，或者是谐谑的音视频。这种状态的去意识形态化表征明显，甚至去逻辑化的趋向也在发展。已经有研究者看到，当视频语言培育的具象思维成为定式时，文字语言培育的抽象线性思维可能总体式微。

　　因此，在整个信息场都处于热捧“出圈”、追求“出圈”狂欢之时，适度保持一份清醒，并且经常保持批判精神，这是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必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