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在传统与创新中前行

　　我读的第一本“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下简称“海外丛书”）是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本书拒绝脸谱化历史，呈现了立体、多元的近代工人形象，它带给我的冲击感至今仍印象深刻。当时的我不会想到毕业后能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成为“海外丛书”的编辑。

　　“海外丛书”至今已有33年历史，出版图书逾200种，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它是中国学术出版的一面旗帜似乎也并不夸张。作为年轻一代编辑，面对不断更新的出版业态，如何汇入这个深厚的传统并能有所创新，是我工作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做学术图书要多做学术功课

　　“海外丛书”主要引进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学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这是一个有着长期厚重学术积淀的知识领域。

　　虽然在学生时代我就研读过不少海外中国学的著作，并且翻译过几部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但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说，这还不够。工作后，我通过阅读学术综述以及学术史著作，让自己尽快对这个知识领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时，我也一直保持着对学术动态和热点的关注。

　　此外，我还下了一些笨功夫。在日常工作中，我注意搜集整理美国、日本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者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学术履历、研究领域、代表作、正在撰写的书以及感兴趣的主题，形成了一个选题信息库。

　　医疗史是近些年历史学领域的一个学术热点，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边和老师是这方面声名鹊起的青年学者，之前我读过她在国内发表的论文，得知她的新作即将出版后，我们第一时间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取得了联系。目前中译本正由边和翻译，预计明年在国内出版。

　　分众时代学术图书定位需更精准

　　近些年，国内学术出版出现了品牌化、大众化的趋势。在品牌百舸争流、读者不断细分的情况下，只有做细图书定位、做精图书品牌，才能“杀”出重围，守住并扩大原有的读者群。

　　以封面为例，“海外丛书”现有的封面模板已经沿用20年之久，其优势在于丛书拥有极高的辨识度，其劣势在于图书缺乏个性，不易精准地抓住自己的细分读者。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用《马背上的朝廷》做了一些尝试。我是学习清史的，审完书稿后再结合近年的学术热点，我认为这是一本具有市场潜力的学术图书，便提出《马背上的朝廷》应设计个性化的封面。我们选用了《乾隆南巡图》中乾隆帝进苏州的场景作为封面，完全契合该书的中心论题；在勒口，我们对“海外丛书”中的清史选题做了集中呈现；在封底，我们详列了数位清史名家对该书的积极评价。

　　封面只是精准定位和个性化推介的起点，在营销中，我们积极联系明、清史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新书分享活动，通过相应的公众号、APP、微信群、报刊等媒体和社群网络精准推广该书，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前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正尝试从“分众”的角度重思丛书的出版，对更多的选题进行个性化设计、精准定位。近期，我们重新推出了经过修订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施剑翘复仇案》等经典之作。

　　新传播方式为学术出版注入活力

　　近些年，融合出版是出版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学术出版与新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的融合，不一定会降低读者对深度阅读的需求，相反很可能会扩大学术图书的阅读群体，形成学术出版“深入”与“浅出”的良性互动。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图书营销方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在新挑战下，我们也在思考学术出版可以做什么、怎么做。考虑到疫情之下读者对疾病和医疗问题的关注，我们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外丛书”《现代中国医学的形成》译者高在线上办了一场题为“文明，必经疾病的挑战”的直播微课。读者对这个议题十分感兴趣，踊跃扫码听课，互动十分热烈，我们也借此机会宣传了“海外丛书”即将出版的几种医疗史新书。

　　学术研究讲究问题意识，学术出版同样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诚如本社社长王保顶所言，“海外丛书”之所以能成为品牌，第一是坚持质量第一的出版标准，第二就是保持鲜明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丛书总序所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作为年轻一代编辑，我们仍将带着这种传统继续前行。

　　（作者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