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在苏区的传播探究

　　□李媛 范尊娟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不仅在于其人民性与实践性，而且在于其科学性与彻底性。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真正读懂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

　　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成功建立了军事武装的同时，探索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在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基础上，还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但奠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道路基础，而且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火种，重新燃起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星星之火，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避开大城市长沙，转到偏远的井冈山地区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重新燃起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与红四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经验得到党中央认可，逐渐在全党全军推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较大发展，到1931年11月，全国已形成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琼崖、赣东北（后发展为闽浙赣）、湘鄂赣、陕甘等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仿照苏联政权模式，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起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组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人民委员9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相继设立了临时最高法庭、国民经济部、出版局、印刷局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苏区工人》《斗争》《时事简报》《红星报》等报刊，发挥出迅速昭告天下的第一传媒作用，全面记载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政全过程。

　　战争环境下，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仍是苏维埃政府三大主要工作。因此，红色报刊围绕“扩红”进行策划，围绕战时供给、战时运输、战时救护进行动员，宣传土地法，宣传国民教育与扫盲运动，策划识字比赛，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红色出版中心。1931年年初苏区第一个红军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出现后，相继成立了中央出版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审出版科、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科、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等，形成了集翻译、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完整的书报刊出版发行机制。

　　其间，在共产国际指导、指令下，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众普及运动，成功配合了共产党在苏区的初次执政实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专著15种、阐释马列主义的理论图书100多种。主要有：

　　1.马列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华岗译）外，其余均为列宁（《国家与革命》《三个国际》《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关于我们的组织任务》）和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为列宁主义而斗争》《斯大林论列宁》）的著作。

　　2.阐释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借鉴与指导的通俗性图书，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苏维埃的政权》《为列宁主义的胜利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中国》《阶级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俄国革命与俄国共产党简史》等。

　　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在更大范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共产党人接触到马列著作。

　　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收获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就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资本论》等马列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反复阅读，长征路上，有机会就读。后来（1957年）毛泽东谈起此事：“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及其他地方搜集来书籍，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找其他同志去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一本又读那本，有时还交替看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这个时期，不但马列著作大量出版，而且更多的共产党人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来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结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品。

　　苏区马列著作翻译明显地侧重列宁主义著作。除《共产党宣言》外，其余14部均为列宁、斯大林著作。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对中共发展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共产国际从组织上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从经济上给予中国共产党经费资助，从思想上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为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先天的良好的思想基础”；共产国际运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统一战线策略，直接指导了中共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促成了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最初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基本正确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最初阶段，“共产国际完全承认每一个党的独立性”；“斯大林正确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等问题，强调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帮助中国共产党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从党员不足五百人变为拥有党员近六万人的、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群众性大党，并且使党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初步锻炼”。

　　1932年1月9日中共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全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个时期苏区组织编译、出版发行的列宁主义图书明显带有苏俄革命模式的痕迹。党内的“左”倾领导者原样移植苏俄革命理论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苏区创办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报《青年实话》，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中华全总机关报《苏区工人》，苏区总军医处《健康报》等34种中央级报刊。苏区报刊配合党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苏区建设等政策，做鼓动群众、“扩红”征粮等工作，成为鼓舞军民英勇斗争的号角、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4年5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的“红五月扩红运动”，是为应对蒋介石以前所未有的兵力6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短短两个月内，仅《红色中华》就发表各类“扩红”文章170余篇，《斗争》周刊时常整版甚至两版都是“扩红”消息。阐明“扩红”目的、意义，讲解“扩红”政策，报道各地“扩红”成就、方法和经验；针对白色区域、赤色区域、红军内部，针对工人、农民、白军士兵、红军、革命青年、劳动妇女等，提出不同的宣传口号。

　　1934年5月10日的《红色中华》刊发了《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一文，描绘了长征出发前的场景：“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这篇报道，说的是瑞金沙洲坝农民杨荣显的8个儿子全部参加红军的事迹。后来，这位父亲至死也没再见到他的8个孩子。

　　红中社、《红色中华报》、《斗争》、《红星报》的强有力的宣传动员，为战略转移招募了大批红军战士，募集到大量战备物资，有力地配合了扩红运动。

　　（作者单位：线装书局、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