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后，中信出版做了什么？

　　8月26日，中信出版2021年半年报发布，“三增长”引人关注：主营业务同比增长18.82%，一般图书营收同比增长4.47%，书店业务营收同比增长30.38%。

　　作为大众出版的龙头股，中信出版的上市及上市后持续的增长业绩，传达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信号：依靠市场的国有出版机构，通过高效灵活的管理，完全可以实现更大的发展和成功。

　　中信出版一直是国有出版机构中的市场先锋，这个诞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出版机构，骨子里就流淌着“开路者”的血液。2019年的上市，对中信出版来说，水到渠成。

　　上市后这两年中信出版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看待疫情给出版业带来的变革，身处其中的中信出版怎样应对，未来又该如何布局？

　　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斌以既学术又大众的讲述，分享了他的思考。

　　上市两年后的“三新”之变

　　上市给中信出版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治理结构的提升。

　　从改制股份公司，到挂牌新三板，再到登陆A股，中信出版的治理结构已经比一般出版企业规范完善。但王斌说，上市后还是带来了进一步的优化：与资本市场、投资人对接，梳理党委会与董事会、管理层的关系，将党的全面领导融入治理结构。

　　变化还体现在一些战略性布局正在稳步推进，概括而言就是“三新”――新出版、新消费、新媒介。

　　中信出版向新出版的探索，始于2014年。2013年中信出版社变为中信出版集团后，为了保持规模扩大后的效率和创造力，中信出版开始通过内部组织裂变，积极向平台型企业进化。2014年，举手制正式实行，鼓励有想法、有创意、有业务及管理能力的个人成立工作室分社。一批独具特色的出版品牌不断涌现，集合成今天的30多个子品牌。

　　“这种创新性的探索，基本改变了我们内部的业务体系，使中信出版获得了创造力、积极性及增长动力。”王斌认为，这是推行共享平台带来的利好。

　　这两年中信出版在新媒体的布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信书院、播客矩阵、基于新博物馆学逻辑的全景出版。

　　中信书院做了很多年，去年年底引入了一个技术团队，正在朝着数字原创内容平台的定位加快推进。

　　播客是个人或组织面向互联网直接发布的音频文件，王斌看重播客，是因为它是知识传播的一个重要形态。听播客意味着用户对这个音频感兴趣，同时用户还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一定的思辨思考能力。这对用户的要求很高，而这些体现在社会中的一个意向，即尊重知识、愿意学习、共生共享、共同成长。

　　“这个意向是我们出版行业存在的基础，是我们在数字内容这个新场域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此，中信出版成立了信睿播客创作中心，去年中信大方出品的文学播客“跳岛FM”也表现出色。

　　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是权威的、多媒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中信出版正在尝试的是构建基于这一逻辑的全景出版体系。比如，“重新发现中国的精品出版工程”，以及大运河项目3D化、VR化等项目。“我们当时取名全景出版，就是现在大家说的融出版。”

　　布局虽有，但王斌表示，新媒体发展还需要解决两头的问题：前端问题是能不能按照出版的逻辑来保证数字内容的品质，将其变成一种生产模式，这牵扯到内容创作者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后端问题是知识付费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在王斌看来，目前所谓的课程化、点播制等，都没有解决把出版变成数字内容的商业模式问题。

　　新消费，是中信出版这两年重点突破的领域。通过书店、文创、IP等业态，实现内容和人的日常生活的连接。比如中信书店正在实施的“3+1”业态，“3”是以写字楼、机场为主的商务业态，儿童书店业态，国货潮牌业态；“1”是指供应链业态。这些表面看着变化不大，但已经与传统的书店逻辑有本质的不同。

　　虽然上市后面临多方的目标要求的压力，但是王斌依然认为，出版机构的上市是非常有意义的。当资本导入后，出版社就从“小农经济”迈进了工业化生产方式，成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只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再升级。

　　疫情带来出版新场域

　　在突如其来的改变面前，能够快速作出调整，这是中信出版的优势。

　　去年年初疫情暴发后，中信出版的工作全面快速地转到了线上。除了工作方式外，销售平台90%的业务也迁到了线上。

　　疫情使得一些需求被抑制，但也有很多需求被激发，比如少儿阅读。所以集团的资源和人力都向中信童书倾斜，作为中信出版重点发力方向。这使得中信童书市场排名快速大幅提升，目前已经成功跻身少儿出版第一方阵。

　　“疫情最考验的是一个企业的发展韧劲。在市场剧烈的变化中，应对措施固然重要，但对变化的认知，决定着企业下一步要往哪儿去。”王斌观察，疫情给出版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出版新场域的初步形成。

　　传统出版的生产逻辑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过去那些赖以生存或者习惯的东西效率急剧下降，转型迫在眉睫。

　　“大家都在思考，但没有人准备好，包括我们自己。”王斌说得很真实，“但好在出版行业韧劲十足，这就是新场域的另外一个标志：未来已来，过去未去。”

　　市场环境的变化深刻而广泛，从出版的角度，王斌认为，一定要看到它未来的趋势和场景，以及人在场景里的样子。他将自己看到的变化，概括为“五化”：文字的图像化、学术的大众化、知识的通识化、时间的价值化、内容的能量化。

　　前三“化”很好理解。时间的价值化是指大家的注意力都花到某个地方，所以流量贵了。这启示出版业，以知识属性带来的共享模式可能会给行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内容的能量化是王斌的自创表述，他认为现在对内容的标准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这个作品的能量如何，取决于能不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和思考、知识的密度、语言的魅力，等等，这些东西都具备的内容才更有可读性。

　　新的标签和术语体系

　　主题出版研究中心，是王斌唯一直接领导的内容部门。从这个部门的名字就能够看出，它承载的不仅仅是出书这件事，以研究、智库为基础的出版模式和在主流中保持出版的活力才是它的根本要义。

　　这与中信出版对自己“十四五”期间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过去10余年，中信出版摸准市场脉搏，以引领之姿成为经管图书的NO.1。新的时代，王斌认为，中信出版需要升级出版内容，创造一套新的标签和术语体系，能够提出问题，激发思考，引发碰撞，为创新驱动提供新动能。

　　目前，主题出版研究中心已经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宏大规划，形成了几大体系、几大重大项目和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已经签约了20余位专家，正在加快进展”。在中心内部，王斌每周都带着大家一起开题研究，如同做论文一样。在王斌看来，大众出版的编辑也要建立学术的概念、具有学术的视野。

　　搭建研究平台是第一步，紧接着要将提出的问题转化成产品，这中间需要策划，明白我们为谁服务、传递什么价值、应该如何表达，这就是第二步――策划平台。

　　由此推进，产品平台、技术平台、传播平台、价值平台一一构建。

　　这已经完全不是传统出版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传播体系。按王斌的说法，就是要把内容的价值、意义的价值进行最大化的挖掘，打造新时代下新的叙事符号。

　　而这个新叙事的主线，就是“重新发现中国”，构建国家的知识体系。“这是中信出版‘十四五’发展的主线和灵魂。”王斌如是说。

　　以引进起家的中信，已经走上了自主的、原创的知识体系构建之路，而王斌心中更大的愿景，是这个知识体系如何与世界相通。他发现了两种途径。

　　一个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所以在主题出版研究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其着力打造的一部分。

　　另一个就是少儿。目前，中信童书已经超过财经，一跃成为中信出版第一大内容体系。在今年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王斌在中信童书足足蹲点了两个月。这两个月中，他看到了少儿板块发展的巨大潜力。

　　中信童书现在更多的产品是面向高端市场，但王斌在蹲点调研时发现，全域市场也是必须要做的，尤其是要广泛地关注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成长和阅读。“在这个市场中，我们要有更大的爱心、要克制，只取薄利，让更多的孩子能看到真正的好书。”在他看来，这个巨大的空间被滋养起来之后，中信童书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事实上，王斌对于中信童书版图发展的“野心”很大。中信出版几乎所有的改革试验田都放在了少儿板块。可能不远的将来，就会再造一个庞大的少儿产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