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记忆(下)

　　□李维

　　记忆中，父亲还在山间田野奔跑

　　父亲年轻的时候，总有忙不完的活计，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劳动成了他一生的最爱。

　　父亲年轻的时候，天不亮就要起床，扛上鱼竿到湖里打鱼。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指望着父亲打鱼换回来。父亲头天晚上就要把鱼网撒在鱼出没活跃的湖面，把鱼笼子放置在鱼多的田埂脚。这可是有很多讲究的，要细心观察湖面和稻田水面，看清楚鱼的动向，在鱼集中的地方撒网，不然第二天就会空手而归。

　　父亲是打鱼能手，很少会落空。父亲打鱼回来，就把鱼交给母亲到镇上的集市卖。细心的母亲会对鱼进行分类，特别要把江鳅分开，江鳅的头部长着两只角，会把鲤鱼、鲫鱼挑死，鱼一旦死了，就不值钱了。

　　母亲把死鱼捞出来，留在家里自家吃。死鱼没有人买，还会成为买鱼的人压低价钱的借口。那时候，家里吃得最多的鱼是死鱼。母亲会把死鱼划开鱼肚，冲洗得干干净净，用盐巴、辣椒粉、八角粉腌制一会儿，再放到锅里用小灶火反复煎制，确保鱼没有异味。记忆里，母亲煎的鱼，那可是家里餐桌上的美味，鱼汤里放进腌菜，就成了最好的下饭菜，一家人吃得很开心，早就忘记鱼是死的了。

　　每天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父亲就到田地里忙开了。在生产队，父亲可是强劳力，父亲犁田耙地的牛就是最强壮的，父亲一天能比其他人多干一两倍的农活。父亲挑的担子也是最重的，把厚实的扁担压得弯弯的。无论是挑谷子，还是挑肥料，父亲的篮子都是最大的。母亲不止一次责怪父亲太老实，都是拿十分工分，就不会学别人省点力。1958年入党的父亲总是说：“我是党员，干活得有个样子，不要让人瞧不起。”

　　包产到户后，父亲还是有忙不完的活计，不肯闲下来，一直到老弱无力。儿女们轮番劝说父亲享享清福，父亲不以为然，总是那句话：“我能干一点是一点，能帮你们一点是一点。”在自家田地里，总可以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很多次我回到老家，只有到山间田地才能找到他。父亲怕我责怪，还会笑哈哈地说：“活动活动，晚上好睡觉。”一句话，家里人拗不过他。

　　记忆中，父亲还在阵地上准备冲锋

　　父亲是抗日老兵，经受过生死考验，可是，他在我们面前很少提起，在外人面前更是从来不谈。

　　村里人知道，父亲这辈有兄弟三人。新中国成立前，按照当时三丁抽一的做法，由于大爹脚有残疾、四叔年龄太小，父亲还未成年就被抓了壮丁，参加卢汉的滇军，上前线打过日本鬼子。

　　1945年8月，父亲参加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后，回国途经边境口岸河口时，直接跑回了老家。

　　父亲基本不提自己抗日那段经历，一旦有人提起，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都过去了”，不愿意讲述太多。小时候，看了《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电影后，我曾经幼稚地问过父亲：“日本鬼子是小个子？”父亲不停地摇头：“哪里呀，一大个一大个的。”我不免为父亲当年打日本鬼子担惊受怕。

　　好多年前，镇里有几个与父亲一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到县民政局登记，落实了补助政策，一个月可领到上千块钱的生活补贴。有好几个战友还来找到父亲做过证人。

　　父亲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能把当年所在部队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名字、籍贯记得清清楚楚。不少人让父亲去争取一下，他就是无动于衷。

　　母亲在世时多次说：“家里这么艰难，你就不要死撑面子活受罪了。别人都能享受，你为啥不争取？”

　　没想到父亲说出了一大串：“我难，国家也难，我的难是小难，我们能克服，国家的难是大难，我不能给国家添难。”

　　母亲拗不过父亲，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父亲始终认为自己到河口就跑回来了，没有理由向国家开口。父亲还有一个小心思，他担心别人揪住自己当过国民党兵这件事，会害了自己的子女。

　　记忆中，父亲的牛鞭子还挂在墙上

　　父亲很少说话，很少发威，兄弟姐妹却对他有一种敬畏，或者说有一种天生的畏惧。父亲在家里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我们都听他的。

　　父亲没有文化，只在担任生产队长后，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品”字，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在代表生产队签字时把三个“口”的位置摆错，一会儿左边摆两个，一会儿右边摆两个，一会儿上边摆两个。我还自作聪明地提醒父亲错了，父亲总是说“他们认得”，就是改不了。

　　父亲总是直白地教我们兄弟姐妹一些朴实的道理。父亲说过：“做人要有良心，没有良心的人，心就会被狗吃掉；做人要讲真话，不能讲假话，讲假话就会遭雷劈。”父亲说过的话，都会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每逢雷雨天，看到闪电划破天际，听到震天的雷声，我们都会生起一种畏惧，相互提醒着反思自己有没有讲过假话。

　　年少不更事的我，小时候时常会犯一些错误。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手中的牛鞭子。我和小朋友在田埂上嬉戏打闹时，被小朋友推倒在秧田里，踩坏了秧苗。父亲看到后，怒气冲冲地冲过来，不问任何缘由，扬起牛鞭子对我就是一顿抽打，边抽打边大声责骂：“踩坏秧苗，没有谷子，你喝西北风！”我的小腿被抽得生疼，边哭边逃。一顿牛鞭子，就让我长了记性，从此不敢再到田埂上打闹，对秧苗、谷子都会小心爱护。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奶奶的洗脚水踢翻了，却不以为然继续玩自己的，看见父亲去拿墙上的牛鞭子，我慌忙给奶奶重新去打洗脚水，才逃过一劫。

　　我们8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人在外工作。其实，父亲是以我为骄傲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当面给过我一句表扬的话。要得到父亲的肯定，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事。

　　1995年，我在镇上工作时，带着一行人到山区村寨调研，在老百姓的家里访谈后，主人就把老母鸡逮来要宰杀。我讨厌一些乡村干部走到哪里不杀鸡就宰羊的做派，赶紧拦住主人说：“老母鸡不能宰，留着可以下蛋，鸡蛋还可以背去卖。你要杀宰，我们就走。”这件事在镇上很快就传开了，父亲听说后，只跟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才是我的儿子。”

　　那年的“七一”建党节，我在镇上的电影院给全镇的党员上了一堂党课，父亲也去听课了。回到家后，父亲不无欣喜地告诉姐姐们：“我那个苦儿，平时不吭声，今天在电影院讲起话来，两个钟头咯噔都不打一个，没有一个人走出去。”那时候，农村党员去参加组织活动，大部分都有一个心理，主要是顺便去镇上赶集，坐不了几分钟，就背着箩筐去菜市场了。所以，这几句话是父亲对我极大的肯定。

　　我到昆明工作时，父亲没有流露出半点高兴，而是平添了一些担忧，无数次地交代我两句话，一句话是：“你在外面工作，有个饭碗抬就行啦，不要跟人争来争去的。”另一句话是：“共产党的钱，老百姓的钱，你一分钱都不能占。”我点头答应父亲，一直把父亲的话记在心上，不敢有半点违背。

　　父亲直到离世都不清楚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更不知道我担任的职务。有县乡干部到村里调研，会主动提及我，甚至会故意逗我父亲：“听说您儿子在昆明当官？”父亲总是一句话：“没有，没有，在外边有碗饭吃吃。”父亲一辈子没有在外人面前主动提到过我。

　　父亲走了，留给我一个空荡荡的家，老家的温暖成为心里最柔软的记忆；父亲走了，心里深植的那棵参天大树渐行渐远，树上的小鸟一瞬间飞远了；父亲走了，村口的老石板上不会再有他期待我回家的深情目光，只有一份抹不去的乡愁；父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以及他身上的忠诚、勇敢、善良、正义，刻印在我心里的父亲记忆将会陪伴我，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