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郑师走进戏曲殿堂

　　离开武大校园30多年了，虽然我与郑传寅老师常有联系，但始终不敢以私淑弟子自居，因为在武大中文系读书时，郑老师是系里的副书记，其间我只是听了他几场关于中国戏曲的讲座，面聆謦则是工作之后的事情。

　　我们入校时，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风东渐，各种文艺思潮激荡交融，学生们思想活跃异常，不同的社团竞相开展活动。晚饭后，油腻腻的食堂里音乐响起，交谊舞、摇滚乐大显身手。半夜回寝室，费翔、邓丽君的歌曲还在走道上回响。当时，我看了贴在中文系门前《中国戏曲艺术》的第N次讲座通知，诧异半天，戏曲艺术有人关心吗？8个样板戏不是让人看腻了吗？

　　但那天我来到指定的教室时，却已是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要开讲了，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涌进来，后来主持人见状便只好提出更换一个更大些的教室，以满足同学们的一致要求。闻讯大家一涌而出，呼啦啦朝新的教室奔跑。但是，这个教室还是装不下听讲座的同学。主持人急得头上冒汗，抓紧与教务处联系，争取到了当时学校里最大的教室。

　　尽管岁月倥偬，时过三十余载，但那次讲座的情景我依旧记忆犹新。郑老师讲戏曲的程式化表演，“一个圆场百十里”的虚拟性，讲生、旦、净、末、丑角色的不同扮相，讲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功能。他在台上边讲边表演，口中念念有词。他个子不算伟岸，踮着脚尖，扬起手，为我们表演剧中的动作，那瘦削的造型至今如在眼前。

　　戏曲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中引起如此轰动，现在看来，是郑老师找到了戏曲的内在密码，激活了学生对这个“活化石”的极大兴趣。郑老师看戏曲是戏曲但又不是戏曲，在他的学术视野中，戏曲不仅仅是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又是一个载体，那举手投足，那一唱三叹，蕴含的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折射的是炎黄子孙的民族心理。他谈戏曲但又不完全是在谈戏曲，他用新的文化符号唤起了同学们的审美热情，才让满嘴“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新名词的天之骄子匍匐在老祖宗的脚下。

　　毕业分配时，听从郑老师的建议，我没有去新闻单位而到了出版社。刚到出版社，便见他与另一位老师主编的《中国民俗辞典》在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老师的书让我分外亲切，便从出版社讨了一本。这个辞典收了3500余个词条，分为11个栏目。在民俗学辞典的编写上，这是国内的第一本。没过几年，郑老师又拿出了20多万字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戏曲》。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郑老师签名送了我一本。这部书的第一编是“民俗文化与古典戏曲”。在这部书中，郑老师从民俗这个折射着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共同体中，看出了戏曲文化的蕴涵。虽然郑老师自谦是因为自己看戏不多，只能扬长避短，其实他是另辟蹊径，从文化学和审美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各地大大小小300余种戏曲的文化特质。他认为节日民俗不仅为戏曲的消费与生产、传播提供了特定的时空条件，而且决定了中国戏曲的审美意味。中国戏曲的“悲喜沓见，离合环生”，其实与中国节日的娱乐功能相关。且不说迎神庙会，即使是丧葬，特别是老年人的死亡，也与婚姻嫁娶一样被视为“红白喜事”。因此，悲中见喜，喜中有悲，就成了中国戏曲的文化底色。包括那些被人列为中国十大悲剧的戏曲，如《琵琶记》《长生殿》等经典剧目，都是哀而不伤，苦乐相错。对于中国戏曲中普遍的大团圆结局，郑老师则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中找到根据，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从戏曲表演舞台艺术艳丽的色彩中看到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从戏曲的程式化表演中看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规范与影响；从戏曲中的宗教色彩看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促进。郑老师不仅能够用锐利的目光穿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且能将自己的发现，用扎实的学术语言，抽丝剥茧般展现在学界面前。他后来将自己的深入思考，又写进了《中国戏曲文化概论》这本书中。他从中国戏曲的审美形态中，看到了经学与史学中所共同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他的分析精深而又新颖，为戏曲研究带去了新的气象。他的这些著作，不仅在国内一版再版，而且在同宗同文的海峡另一边也受到欢迎。

　　在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中，郑老师把关注的目光又投向了东方戏剧。东方与西方，既包括地理位置的，也包括文化意义上的。他谈到了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中的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谈到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谈到儒家文化中的韩国、日本、越南、柬埔寨的不同戏曲，找到它们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各自的发展路径。当然，他不仅研究具体的戏剧内容，也研究这些戏剧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主要是与宗教的关系。东方文化的兼容并包，异教兼融决定了东方戏剧的特点。宗教作为戏曲发生发展的土壤，既对戏剧的形态与品格有巨大的影响，宗教也借助戏剧得到普及与传播。

　　研究戏曲，郑老师善于用比较。比较虽然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但比较却显出学者的学术视野。郑老师超过前人，将中国戏曲放在世界的版图上来观照。他从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谈到中国戏曲为什么会晚熟，谈到宗教与戏曲的关系，基督教与印度教、道教、佛教对戏剧的影响有何异同。他虽然从一个剧种到另一个剧种进行分析，却不局限于微观，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戏曲、东方戏曲乃至世界戏剧在一个大的时空中进行比较分析，读后让人茅塞顿开。

　　戏曲的研究，往往有人拘泥于剧本，就事论事；有人放言高论，流于空洞。郑老师则运用丰富的材料，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不虚言蹈空。对各种现象的判断，他把话绝不说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持论公允客观。如戏曲的程式化，业界认为是戏曲衰落的原因，但他认为戏曲需要必要的程式，但如果程式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做出调整，则戏曲就没有生命。再如中国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有人认为体现了“国民的劣根性”，但他则从中国文化的特质出发，认为大团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再如戏曲的“雅”与“俗”，他认为俗是戏曲的主要特色，雅化则是明清以后知识分子参与的结果，但戏曲归根结底是俗文化的结晶。

　　后来，我听说郑老师担任了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但他的研究方向始终集中在戏曲上面。中文系后来成立了戏剧影视专业，他招收了研究戏曲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学校院系调整，他又建议成立艺术学系，并担任了首任系主任。他像一个勤奋的拓荒者，也像一个汲汲于泉的淘井人，将戏曲这个古老的艺术赋予新的生命。他门下戏曲研究的硕士与博士，或沿着他指引的方向，或另发新枝，形成了中国戏曲研究的一股有生力量。

　　40年辛勤耕耘，郑老师写出了近300万字的戏曲研究专著。有些著作，虽然已经出版了30余年，但学术生命力旺盛，一版再版。有些则进了高校校园，成了教育部指定的教材，有些则译成了英、法、德、俄、日、韩等语言，在国外出版发行。郑老师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戏曲》《中国戏曲文化概论》《古代戏曲与东方文化》《欧洲戏剧史》《中国的传统节日》《论文集》由我原来所供职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与出版社曾为此在珞珈山召开出版座谈会，学生也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作者系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