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修法成正果多处变化需关注

核心观点

　　新修《著作权法》反映了立法机关听取民意、科学立法的态度。

　　《著作权法》涉及创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在这个人人都可能是创作者的时代，与所有人的生活密切相关。11月11日，历经十载的《著作权法》修订终成正果。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强化权利人保护激励创新

　　这次修订的核心是完善制度设计，更好地激励创新。体现在具体的修法内容上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对权利人的保护，在合理使用制度上则是更好地实现创作者与利用者间的平衡。

　　1.增加权利事项，延长保护期限。由于著作权的体系本身已经成熟，因此这次的修改除了广播权的内容扩大以外，权利事项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邻接权领域：表演者被赋予了出租权，可以在出租录音录像制品时获得一定的回报；录音录像制作者被赋予了公开传播或者播送时的获酬权；广播组织被赋予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传播成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下，新的赋权有利于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组织增强控制自己的制品及节目传播的能力，更好地打击侵权行为。另外，新修《著作权法》延长了摄影作品的保护期，将摄影作品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一视同仁，不再区别对待。

　　2.规定最低赔偿额，提高法定赔偿上限，明确惩罚性赔偿。新修《著作权法》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及法定赔偿额的下限，让权利人的维权不再“得不偿失”。新修《著作权法》既提高了法定赔偿的上限（从50万元提升到500万元），又对主观故意的侵权行为规定了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还就法定赔偿的下限（至少500元）作出明确规定，加大了侵权者违法成本，激发权利人的维权动力，彰显法律惩治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决心。

　　3.细化程序保障。无论是举证责任的分配还是行为保全制度的细化，都有利于权利人利用法律获得救济，至于销毁侵权复制品的规定，更是有利于制止侵权行为死灰复燃。

　　4.权利人内部权利分配再平衡。为了更好地平衡雇主与创作者利益，法律对于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一些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演员在职务演出中权利归属的规定，强调演员在职务演出中原则上只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与视听作品中著作权归属的规定一致。二是就新闻领域的职务作品做了特别的规定，将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界定为特殊的职务作品，即作品的撰写者享有署名权以及单位给予的奖励，其他《著作权法》上的权利，包括发表权、修改权及财产权在内的其他著作权均属于单位所有。

　　这一次的修改在合理使用制度中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空间：在学校课堂教学部分，在原有翻译及少量复制的基础上，增加了改编、汇编、播放三项权能。对于阅读障碍者的合理使用，一方面扩大了适用主体（相比盲人，阅读障碍者的主体范围更宽）；另一方面，扩大了合理使用的方式，从原来的盲文阅读扩大到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至少可以将电子朗读纳入其中，并可以纳入未来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感知方式。最后，合理使用条款的开放式立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也为未来合理使用的拓展预留了空间。

　　考虑技术发展为权利生长提供空间

　　这次修订有相当多的内容围绕技术进行。

　　1.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与原文相比，视听作品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游戏动作画面、音乐喷泉、烟花造型等作品可以在视听作品这个更为中性的概念中呈现，也消除了原来“摄制”在电影作品定义中的缺陷。

　　2.扩大复制权、广播权的概念。新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在复制权的表述中增加“数字化”复制方式。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关于广播权的表述中，将原来广播权要求的“无线”的前置条件拓展到“无线或者有线”，使得广播权可以控制作品的有线非交互传播行为，解决了此前对著作权人能否控制作品网络直播（实时或定时网播）的争议。

　　3.开放作品类型。现行《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九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修订后改为了“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使得原来封闭式的兜底条款转化为开放式的兜底条款，同样起到容纳更多新类型作品进入的作用。

　　4.技术保护措施。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就技术保护措施独立增加了2个条文，权利管理信息独立增加了一个条文，其中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尤其应当肯定。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明确技术保护措施“有效”是得到保护的前提，同时区分防止接触的技术保护措施（许可浏览、欣赏）与防止侵权的技术保护措施，还就不构成侵权的例外情形做了专门规定。

　　这次《著作权法》修订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没有用增加技术名词的方式应对技术发展，而是尽量用中性的表述为技术发展提供更多的容纳空间。

　　统合条文让法律体系更科学

　　在《著作权法》修订完成前，《民法典》已经出台，《民事诉讼法》也完成了修改，《著作权法》修订通过用词的修正、条文的统合，尽可能实现与其他立法的协调，实现法律的体系化和科学化。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

　　1.统一用词。由于《民法典》将原来《民法通则》中“公民”的表述统一改为“自然人”，“其他组织”改为“非法人组织”，这次《著作权法》修订在具体表达上，除了特别的情形（第二条“中国公民”的表达有其特别的含义）以外，也做了相应的修改，用“自然人”“非法人组织”替换“公民”“其他组织”等概念的表述。在关于惩罚性赔偿要件的规定中，也是采用“故意”要件，而不采用2019年修订的《商标法》中“恶意”的表述，其目的也是为了与《民法典》第1185条的规定一致。

　　2.统合条文。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将现行《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二款统一整合成目前第十六条的规定：“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出版、演出和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种整合大大压缩了条文的数量，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当然此条的规定将规制对象限定为出版、演出和制作录音录像制品，仍有改进空间。

　　3.衔接程序法。修改前的《著作权法》有多个条文重复规定《民事诉讼法》及《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情形，此次修订中，立法机关直接删除了现行《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第二、三、四款和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显然，立法机关认为，在侵犯著作权的救济中，如果涉及程序问题，没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中重复程序性规定，而是应当从相关的程序法中直接援引即可。

　　4.响应民意。在《著作权法》修订的过程中，曾有关于规制著作权滥用的条款，因为专家们的极力反对，该条款在最后一次的草案中被删除了。这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听取民意、科学立法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