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学术评价 破解发展困局

　　6月17日—18日，“科技期刊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上，12位演讲嘉宾以主题报告并回答现场提问的形式，在“科技期刊质量控制与高质量发展”“科技期刊知识服务与影响力提升”“科技出版伦理与研究评价”3个议题里，与近200多位与会者充分交流、探讨，希望为科技期刊的建设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自2018年担任《中国科学：信息科学》主编以来，梅宏对办好一流高水平科技期刊越来越有深刻体会，对“一流”的理解也体会出更多的涵义：“一流”是目标，更是过程；是任务，更是追求；是指标，更是品位；是科技强国的表征，更是科技强国的必然；是我们的远期目标，更可能是几代人的长征。

　　办一本中国的Science，一本中国出版的世界一流期刊，这成为《中国科学：信息科学》的办刊目标。

　　梅宏介绍，为了“一流”，《中国科学：信息科学》找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学术机构、一流的学术成果，在不少方面下足了功夫：组织高水平的编委团队，编委中有18位院士、有28位海外编委、有IEEE FELLOW38位，分别占编委会成员的19%、31%、42%，每年召开 1次全体编委会；面向国家需求、重大或重点国家专项，组织策划热点专刊、专题，持续约请高质量栏目文章；创办了《新院士专栏》《观点与争鸣》等新栏目，吸引了一批优秀作者的稿件；聚焦学术热点，18次组织信息科学前沿研讨会，组织前沿学术沙龙60多次，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

　　2015年《科学通报》中英文刊深化改革，英文刊变更刊名为Science Bulletin，明确定位为“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国际一流综合性学术刊物。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Science Bulletin执行主编陈发虎介绍了Science Bulletin的办刊经验：编委专家团队均为该学科领军人物，有“学术号召力+学术判断力”，编辑部团队平均拥有10年以上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经验，有“专业办刊能力+优质服务能力”，大家共同商讨制定期刊中长期、年度、学科等发展目标并对标各学科的国际同类高水平期刊；办刊过程中，Science Bulletin将每一个大学科细分领域，每一个领域由一个院士担任责任编委，以高水平的编委会成员组织架构保障学术高水准；通过国际合作研究的方式，吸引国内外专家投稿，并邀请国际专家进行点评；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开设大讲堂，协办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等，加强与前沿研究者的接触与交流。

　　“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赢得话语权、赢得尊重的重要阵地和平台，科学话语、学术话语往往能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邬书林在发言中表示，国际上高质量办刊的一些理念应值得大家关注。他提出，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中国不应当丢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学术出版中心的机遇。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往往是定价最高、收取发表费最高的期刊，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坚持科学精神，学术出版质量和市场运作并行不悖，而取舍的标准是“有创新、高质量”。邬书林结合中国学术期刊办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应让国内重要的出版集团、重要的出版单位、重要的出版机构成为创新推动期刊发展的市场主体，根据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需要来加快发展科技期刊，而政府和社会要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以及环境保障。

　　提升科技期刊服务能力

　　过去20年中，期刊数量与论文发表量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现象。其直接后果是，研究者追踪领域内文献——即便仅限定研究方向，也变得不可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Soil Ecology Letters和Modern Agriculture主编朱永官说：“我们不可能将目前发表的所有论文都读完。这种态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行出版范式：是否应限制研究者的个人发文量？如何提升出版物对更广泛群体的可及性？等等。”他提出，面对海量文献，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整合与图谱构建技术将成为从庞杂出版物中提取关键洞见的必要工具。

　　在提供知识服务过程中，不少国外大型期刊出版平台提供了先进的服务与工具：如斯普林格·自然推出了Springer Nature Link平台，可以提供搜索与发现、个性化阅读与资助建议，以及清晰的出版路径；爱思唯尔整合了AI与数据分析工具，建立一系列全面、高效、一流的诚信检查工具等。

　　人工智能影响了世界。但是，在面对人工智能挑战时，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不能被肆意践踏。

　　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STM）曾发布过一份《学术交流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出版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实践指南》。这可以为作者、编辑团队、审稿人提供最佳实践原则和建议，确保学术论文在发表、评审、发表过程中的合乎道德。但是AI发展太快，《实践指南》也未能跟上AI发展的步伐。对此，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卡罗琳·萨顿介绍，2025年4月，STM又推出了一份学术交流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征求意见稿，对一些研究过程中和稿件准备过程中使用AI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规范，比如作者不确定哪些AI用途必须披露，同行评审人对哪些AI所生成的内容可以接受的，读者需要以透明度来区分人类生成的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不过，面对当下人工智能给科技期刊带来的问题，卡罗琳·萨顿认为，版权与许可是实现尊重科学的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关键工具。作者可以选择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下授权其作品，允许特定的再利用和分发条款。对于科技期刊来说，他们正在考虑或开始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防止其内容被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

　　推动科研诚信协同治理

　　一份调查显示：近10年里，全球学术期刊论文撤稿占总撤稿量78%，涉及撤稿期刊数量达5900余种，科研诚信问题愈加受到关注。撤稿论文中，以国际或者地区统计，有58%为开放出版论文。而通过研究分析后发现，撤稿原因主要集中于：数据、图片造假，论文工厂，伪造同行评议，抄袭、剽窃，署名，利益冲突，诚实的错误等几个方面。

　　论文造假带来的危害相当可怕，会损害研究的科学性，造成科研资源巨大浪费，破坏学术生态平衡。

　　“学术出版是学术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结合，如果仅仅关注市场行为，忽视学术标准，放任有问题的论文进入学术交流平台与市场，就无法体现‘学术价值—商业价值’并存的特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刘筱敏表示，当期刊陷入“公信力下降—优质稿源流失”的负面反馈时，学术出版界唯有坚守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学术出版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她同时建议，应建设期刊出版诚信规范体系并加快推动科研诚信协同治理，来维护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纯洁性。

　　“学术评价改革是破解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困局的关键钥匙。唯有深化学术评价改革，方能破解稿源外流困境，推动中国科技期刊从‘论文容器’向‘知识创新策源地’转型，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主编郑永飞认为，科技期刊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科研强、期刊弱”的悖论，其中隐含的是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

　　因此，他建议采取“三位一体”改革路径：一是通过重构评价标准，建立“质量—伦理—影响”三维模型替代影响因子崇拜；二是构建协同生态，通过“知识立方体”生态战略推动学科交叉与智能出版革命；三是强化政策赋能，以质量为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以创新为导向完善同行评审机制。通过构建“质量—伦理—影响”三维评价模型、实施“知识立方体”生态战略、深度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布局，中国科技期刊才能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核心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