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叠叠，勾勒故乡众生相

蔡崇达

广州出版社

　　蔡崇达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风格鲜明的“金色故乡三部曲”。

　　读完作品，最先引起我思考的是，为何三部作品的命名从原来的“命运三部曲”变成了现在的“金色故乡三部曲”。稍作思考之后，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故乡”是三部曲所依托的地理背景，是一个外壳，一个将小说的内容兜住、托底的东西；而“命运”则指向这三部作品所要表达的、诘问的、对话的甚至是对抗的对象。一表一里，一内一外，使得三部曲互为镜像，彼此映照。

　　把故乡凸显出来，将命运藏在背后，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加直观的文学形象。毕竟人人都有故乡，但并非每个读者都能识别命运的面貌。从闽南故乡走进去，最终会通达对命运的思考，反之亦然。我想，这就是“金色故乡三部曲”命名上最重要的辩证关系。

　　蔡崇达在小说叙述技法上的娴熟和坚实，尤其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命运》中。如果说《皮囊》和《草民》作为三部曲的一头一尾，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道，那么《命运》作为三部曲的腰部，则彰显出一部优秀长篇小说所具有的长度、密度和深度。

　　《命运》以第一人称贯穿始终，即将寿终正寝的阿太（曾外祖母）和曾外甥“我”一问一答，在叙述上构成双声部。但我们能辨认出来，同时也听得最清晰的是阿太的声音。以阿太为主要叙述人，是《命运》区别于其他当代长篇小说的很重要的标志。当这位来自闽南海滨小镇的长者开口说话时，我们听到的是海风、岁月、活着、子孙、神明、信仰，以及最抽象又最具体的命运。

　　因此，所谓的命运就落在阿太的回忆和自述之中。阿太的回忆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小说的叙述形式和结构。想要了解何为命运，如何和命运相处，甚至于阿太如何“生下”她的命运，都必须借助回忆这一形式来完成。从这点上看，蔡崇达找到了最适合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

　　阿太祖辈的生活——比如沿街叫卖胭脂的爷爷、走遍东石镇各处庙宇和神明对骂的母亲，阿太的出生以及她和“无儿无女无人送终”的命运判词之间的搏斗，共同构成这部小说最吸引人也最能引发读者共鸣的动力。《命运》前半部分讲的是“团圆”的故事，也就是阿太从“无儿无女无人送终”的判词里挣脱出来、子孙满堂的故事，后半部分讲的则是“分离”的故事，妹妹蔡屋阁和她的两个养子杨北来和杨西来去了马来西亚，而阿太和女儿杨百花留在东石镇。不管是团圆还是分离，小说讲的始终是人如何活着这一命题，讲的是中国人最寻常最根本的生存伦理问题。这部小说叙述上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和强度首先就体现在这里。

　　其次，《命运》的魅力还体现在小说口语化的语言，它一方面模拟叙述人阿太的口头叙述，另一方面又夹杂明快、凝练的现代汉语，形成叙述的波浪，一层一层，层层叠叠，这是我在阅读时觉得最有审美效应的部分。蔡崇达写人物对话是那么活灵活现，许多短暂出场的人物，比如小说中因羞愤寻了短见的村长，仅仅依靠几处对话，就把其人物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

　　再次，用蔡崇达的话来说，《皮囊》“生”出了《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又通过《命运》“生”出了《草民》这部小说集。读过《草民》的读者应该能辨认出来，小说里面的好几篇作品，比如《欢迎你再来》《转学》里面的黑昌和许安康，他们的母亲就出现在《冲啊，猛虎》里，是观音阁姐妹团当中的人物。《命运》的主人公蔡屋楼、蔡也好等女性由此成为不甘屈服于命运、带着韧劲和一股狠劲活着的中国人的形象缩影，构成了《草民》这部小说集中许多人物的“原型”。某种程度上，小说的写作也是如此，一环扣一环，不断地写，不断地生成作品。

　　《皮囊》《命运》《草民》构成了“金色故乡三部曲”，从历史纵深的挖掘上来看，这是一组地方性的作品，它在深度书写个人命运的同时不忘观照国家的命运；从书写的地理空间来看，它又带有世界性，闽南和东南亚的联动构成了小说的全球性视野。我想，“金色故乡三部曲”最重要的文学意义，或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