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什么 怎么出 给谁看

　　知其所来，方明所往。进入“十五五”谋篇布局的关键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系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与传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陈红彦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古籍出版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深度转型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同样现实而具体。”她表示，“十五五”时期，古籍出版必须在国家战略、技术变革和社会需求的交汇点上，重新回答“出什么、怎么出、给谁看”的根本问题。

　　从“以藏为主”到“以用为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陈红彦告诉记者，这一顶层设计，为古籍出版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古籍不只是被“保存”的对象，更应成为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源头。

　　基于此，陈红彦将“十五五”时期的古籍出版概括为两条并行但侧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是面向专业研究与文明传承，强调系统性、权威性和长期价值；二是面向大众阅读与文化普及，强调可读性、亲近感和现实连接。“前者重在‘立本’，后者重在‘扩面’，共同构成新时代古籍出版的基本格局。”

　　以影印出版为例，陈红彦表示，通过系统影印，大量珍稀文献得以复制传播，既降低了原件使用频率，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文献基础。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数据库、资源库和智慧图书馆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单一以纸本影印为主，特别是体量庞大的影印套书，其传播半径和社会覆盖面逐渐收窄。陈红彦分析认为，受制于收藏空间、购书经费和读者结构等多重因素，纯粹的影印出版正在进入调整期，古籍出版也步入必须“重构功能”的阶段。

　　“‘十五五’时期，通过数字化手段强化文献性、削弱文物性，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陈红彦如是阐释古籍出版功能的“重构”。她表示，从国家数据体系建设的视角看，高质量数据集被划分为基础通识类、行业通用类和行业专用类三种类型，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古籍出版的结构调整。

　　她以国家图书馆参与策划、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宋刻全本〈金石录〉》为例指出，这类原色原大、高清全彩影印的精品古籍，不仅准确呈现了文献原貌，还通过版本源流和学术故事的梳理，拉近了读者与古籍、与古人的距离。

　　从“专业阅读”走向“全民共享”

　　在陈红彦看来，如果说过去古籍出版更多承担的是学术支撑与文明存档的功能，那么“十五五”时期，一个更加清晰的趋势正在形成——古籍出版的重心正在由“专业为主”向“普及优先”拓展。

　　“让古籍活在当下，首先要让更多人愿意接近它。”陈红彦认为，古籍并非天然远离大众，而是长期以来受限于文本形态、阅读门槛和传播方式，未能有效进入当代公共文化生活。“随着全民阅读不断推进，古籍类出版物理应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前提是完成一次面向读者的‘再表达’。”

　　从服务功能上看，面向大众的古籍出版，应遵循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以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产品形态，参与构建覆盖更广、效率更高的全民阅读促进体系。“这将是‘十五五’期间古籍出版最具增长空间、也最具现实意义的方向。”陈红彦说道。

　　在这一过程中，古籍出版不只是“简化文本”，而是要在尊重原典的基础上重建理解路径。陈红彦特别强调，“普及并不等于浅表，更不是娱乐化消解，而是通过内容重组、叙事转换和媒介融合，让古籍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与当代生活发生连接。”

　　她以国家图书馆与网络文学平台围绕甲骨文开展的合作为例向记者介绍，通过主题征文、线上展示等方式，甲骨文这一高度专业的古文字资源，进入网络文学创作者的素材库，又通过文学创作反向激发读者对早期文字和文明源头的兴趣。据统计，相关活动累计获得数亿次关注，显示出古籍资源在新语境中的传播潜力。 

　　在陈红彦看来，这类探索的价值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打开了古籍与大众之间的多重通道。“当古籍不再只是被阅读，而是成为创作的源头、思考的对象，它的生命力就被真正激活了。”

　　围绕这一思路，国家图书馆近年来推进的《山海经》知识库建设，通过将文本、图像、地理信息等要素进行多维关联，实现浏览、检索和数据分析的融合应用。“由此衍生出的文创产品，说明古籍并非‘静态资源’，而是可以持续生长的文化源泉。”陈红彦表示。

　　从“看不懂的文字”转化为“愿意接近的经典”

　　在陈红彦看来，如何让承载深厚文明积淀的典籍，从“看不懂的文字”转化为“愿意接近的经典”，正是古籍出版需要在“十五五”期间重点破解的现实课题。其中不久前公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被她视为古籍出版进入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机遇。

　　《条例》指出，国家支持和引导丰富出版品种，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加大全民阅读优质内容供给。陈红彦表示，除提供适合的产品、提供阅读引导外，创新阅读形式、提供阅读场所、创造新型文化空间、激发学习兴趣，是下一步古籍出版可以辐射关联的重点。

　　近年来，一些传播实践已为古籍出版提供了有益启示。如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沉浸式舞台表达，引导观众走近《尚书》等经典文本。节目播出后，相关图书实现热销，显示出当创新形式与经典内容形成合力时，古籍阅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被激活。

　　“这类实践说明，技术、形式与渠道的创新并非对古籍的消解，而是对其理解路径的重建。”陈红彦认为，在“十五五”时期，古籍出版需要更加主动地运用多种媒介形态，通过组合式传播，带动经典阅读，实现社会效益与文化影响力的叠加。

　　陈红彦特别提到实体书店和公共文化空间在古籍传播中的独特价值。“阅读体验的变化，正在重塑人们与书的关系。”陈红彦认为，相较于单一的图书陈列，更具场景感、互动性的文化空间，正在为古籍阅读提供新的可能，这一趋势值得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也为古籍出版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目前，大量公私藏古籍尚未完成系统化数字加工，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已在文字识别、自动标点、命名实体识别和知识图谱构建等方面开始应用，但受限于高质量语料不足，其潜力尚未完全释放。“未来5年，随着古籍语料的不断积累，人工智能在古籍整理、加工和传播中的应用空间将进一步打开。”陈红彦判断，技术将助力提升古籍保存与利用的效率和质量，使更多原本难以被使用的文献资源进入公共文化视野。

　　立足现实，陈红彦也坦言古籍出版仍面临多方面挑战，如复合型人才不足，既懂内容又懂策划，同时具备新技术理解能力的出版人才仍较为稀缺；部分从业者需要突破惯性思维，提升对社会需求和读者变化的敏感度，发行渠道也亟须更加多样和灵活；古籍出版具有明显的公共文化属性，市场培育和阅读习惯养成周期较长，单靠出版机构自身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仍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经费保障，以及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

　　“面向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十五五’时期的古籍出版应在准确整理和精准解读的基础上运用新思维和新技术，让更多人愿意读古籍。”在陈红彦看来，只有让古籍中蕴含的思想精髓真正融入当代生活，成为中国人内在的文化素养，古籍出版才能在新时代释放出持久而深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