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须坚持“一字之订，必穷其源”

　　近日，某古籍出版社因图书编校质量问题公开致歉，引起业界关注。12月2日，读者在网络平台指出该书存在多处错误，出版社次日即启动下架程序，第四日完成质检报告确认问题，第六日召开专题会议反思整改。这场“速度与质量”的遭遇战，暴露出古籍出版的困境。

　　细究事件脉络，问题根源颇具讽刺意味。据报道，该书前言将元成宗大德年号起始年份误标为1295年，较史实偏差两年；引用金圣叹评点时，“决不容写，人所共晓”竟成“决不容人写所共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更令人瞠目的是，短短4页前言竟出现5个标点错误、8个病句、2个断句错误、3个文字内容错误。这些错误的密集出现，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有的古籍整理和出版者心浮气躁的问题。

　　翻开近年的出版记录，此类现象并非孤例。如一部经典重印本中，目录与正文页码错位，导致读者翻检困难。这些案例说明，当“国学热”催生市场空间时，个别出版方盲目追求“经典再造”的噱头，却忽视“十年磨一剑”的匠心，校对环节“走过场”，最终让经典沦为“错别字展览馆”。

　　古籍整理本需如履薄冰，点校者要在浩如烟海的版本中甄别真伪，在晦涩难懂的文言里厘清脉络，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创作需要工匠精神。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正在被不断拉大——个别从业者将整理简化为“打字+排版”，校对流于形式，导致出版质量危机时隐时现。

　　当然，我们亦需理性看待古籍整理的“高危性”。点校者在版本考据、训诂释义中难免产生分歧，但这绝不能成为借口。真正的古籍整理，当如清代学者校勘《四库全书》般“一字之订，必穷其源”，而非以“可能出错”掩盖“必然出错”。此次事件中，出版社若能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建立读者反馈机制，将“挑错者”转化为“共建者”，或可开辟读者参与式校勘的新路径。

　　站在文化传承的维度，这起事件恰似一记警钟。当数字化浪潮席卷出版业，古籍整理更需坚守“慢工出细活”的理念。出版社当以此次整改为契机，重构质量管控体系——从编辑培训到三审三校，从读者反馈到版本比对，筑牢每一环节的“质量防火墙”。

　　可以说，古籍出版的质量提升，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它需要出版方以敬畏之心对待典籍，以工匠精神雕琢文本，也需要读者以理性态度参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