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工程”演绎出版界“慢变量”逻辑

　　一部著录图像、勾连古今的学术工程，历时20年方初现规模、成其大貌。

　　《汉画总录》聚焦汉代画像石等珍稀图像材料的调研、收集与系统研究，汇聚考古、艺术史、图像学等多学科成果，奠定了中国图像学研究的学术基石。自2005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携手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团队，持续推动这一国家级文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汉画总录》已累计出版63册，系统著录汉画像石6000余件，图像1.2万余幅，文字总量近千万字，不仅获得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荣誉，更被视为出版界与学界联袂打造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文化工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使命。”从与朱青生团队的深度合作，到支持原创图像学科“形相学”的发展，再到助力推出面向AI时代的“IIML图像标注系统”，广西师大社用20年耐心打磨出一项“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精品工程。

　　从“图像志”到“形相学”：一部总录融入文化骨血

　　《汉画总录》的起点，是1995年由朱青生团队发起的“中国图像志”工程，旨在研究和著录存世汉代图像，形成一部完整的汉代图像志。这项工作最初并不显眼，却充满艰辛。“非朝夕可成之事业。”汤文辉一语道出其中艰难与执着。2005年，广西师大社正式与朱青生团队合作，承担出版任务，开始了长时段的密切合作。

　　“关键在于‘人’，重点在于‘道’。”汤文辉用这几个字，概括了长达20年的协同经验。他回忆，为了保证学术研究与出版流程的高效对接，双方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汉画出版工作室，团队成员多有艺术史、考古、中文等相关专业的硕士以上教育背景，编辑功底深厚，合作默契。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与地方文保专家的协助下，采集与调研工作持续推进。

　　从宏观的中华文明高度，到微观的图像信息结构重建，《汉画总录》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更以图像为桥，连接了历史、现实与未来。而更为深远的是，《汉画总录》所带动的知识体系建设。在整理汉画像的过程中，朱青生团队提出了以“有生于无”的中国思维为基础的“形相学”理论，发展出从图像出发的跨学科方法，同时在技术层面，也研发了无痕扫描等技术，不接触文物表面就可以分析和提取准确清晰的图像和文字。

　　这一体系并未止步于汉画，而是已被拓展至埃及、希腊、犍陀罗等多个艺术领域。汤文辉表示：“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实践，更是文明互鉴的现代路径。”

　　从纸质书到AI系统：标注系统教AI“读懂”图像

　　图书之外，《汉画总录》项目带来的另一个惊喜便是技术成果的落地。2025年，由朱青生团队主导研发、广西师大社全力支持的“IIML图像标注系统”正式发布。这一系统将图像材料引入人工智能处理逻辑，在图像研究领域开启了新的路径。

　　“它不是一个工具，更像是一位老师。”汤文辉形容，“IIML图像标注系统”以“形相学”为基础，建立了性质、意义、作用等7个维度的标注框架，实现了图像的复合结构解读。它的目标，是教会AI真正“理解”图像。这意味着，图像不再只是被压缩为像素和颜色的集合，而成为具备文化语境与历史厚度的“语言”。比如在进行考古研究时，“IIML图像标注系统”就可以识别文物图像，自动归纳出它的所属朝代、代表意义、艺术风格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系统并不局限于中国的文字图像，已拓展应用于世界艺术研究领域，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图像认知工具。

　　更重要的是，这一系统也在倒逼出版企业重新思考“内容”与“服务”的关系。汤文辉说，《汉画总录》团队的这项成果，让出版机构在向知识服务者转型的道路上看到了可能性。

　　这也正是广西师大社近年的重点布局方向。以数字出版为平台，构建系统性的内容生态，通过技术工具赋能学术内容的持续开发与多元转化，形成从文本到系统、从知识到应用的服务链条。

　　在汤文辉看来，出版企业可以通过类似的系统，借助AI的强大能力实现三大目标：一是有效优化流程，减少冗余环节，大幅提升效率；二是大幅拓展边界，有效联结相关领域，提升规模效益、边际效益；三是深化知识服务，通过知识图谱、数据集等，服务学术研究和普及传播的功能都大幅提升。“在AI时代，这类深耕图像与知识结构的标注体系，就是出版机构自身的算法壁垒和话语权所在。”汤文辉说。

　　从冷门项目到价值共识：出版要有耐心，也要有方向

　　《汉画总录》不止一次被视为“冷门工程”，投入大、周期长、读者群体有限、市场回报慢。但广西师大社选择“逆风而行”，用20年时间验证一个判断：真正有文化价值的项目，即使慢，也终将走远。

　　汤文辉回忆，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出版基金，还是项目内部的滚动经营策略，都是为了确保这个项目能持续、能深化，而不是停在某一阶段。盈利从不是目的，唯一的目标是“打造不负时代的精品力作”。

　　与此同时，汤文辉也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应该是对立的。随着学术界对汉画研究的深入，相关图书持续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形成稳定需求；“IIML图像标注系统”的发布，更为项目带来了广泛的跨界关注，包括考古、人工智能、教育、艺术等多个行业都表达了合作兴趣。以专业价值引领需求，以文化厚度赢得市场，《汉画总录》的经验为出版界提供了“慢变量”逻辑的现实模板。

　　未来，广西师大社将继续在“出版+科技+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上前行。汤文辉透露，在学术出版及教育出版数字化方面，广西师大社将进一步推进知识服务平台建设，并深化与高校、实验室的产研协作，推动人工智能在编审校、数字产品开发、知识服务与国际传播中的应用。“科技的进步是出版变革的引擎，但文化才是方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