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的使命与责任

　　新时代党中央十分重视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2025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向。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出发点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建设基础、四梁八柱、形式内容等，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总设计、总安排、任务书和路线图，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出版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门，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当然参与者和职责承担者，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必须全力以赴，担职尽责，达成使命。

　　文化与出版关系新解：相生相随，共融共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与出版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共同受社会存在与经济基础所支配。

　　文化与出版是同一棵历史老藤上先后结出的两朵花朵，也可以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自人类告别野蛮叩问文明以来，随着语言、思维、文字的相互发生与促进，尤其是编纂、出版、传播的后续跟进与推动，文化这一棵幼苗得以快速成长积累，蔚成风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以出版为表现、拓展、翅膀，出版以文化为源泉、基础、凭借。借助出版的力量，文化将自己的思想、理念、智慧、成果等得以记录、保存、转化、传播，集之成册，赋之有形。借助文化层出不穷的创造、发现、集合与创新，出版则得以有源源不断的内容供给、介质选择、传播方式等，从而在文化史、文明史、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有专家研究指出，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75%以上的有效信息是依靠文字、出版来传播、传承的。

　　人类文明史上那些精彩瞬间，从来既是社会、政治、文化热点，又是出版热点和传播热点。苏格拉底行吟雅典街头，柏拉图演讲《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发表《形而上学》，欧几里得演示《几何原本》原理，他们既是在研究学问，寻求真理，更是在试水出版，推动传播。希腊文明中的哲学、神话、文学、艺术、数学、物理、建筑、博物等学科，无一不是通过研究写作、编纂出版、宣传培育传播传承开来的。及至哥白尼倡导日心说，牛顿提出科学革命，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些人类重要思想文化观念的萌芽、成长乃至成形，既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更是一场出版革命和传播革命。

　　早期中国共产党与出版的关系则更为紧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李大钊用发表文章以探求道路，效法苏俄；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也借助创办报纸杂志来批评落后，反对愚昧，宣传革命，发动民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来自商务印书馆的两个兄弟（李书城、李汉俊）的寓所召开的；党的一大后成立的三个部门即组织部、宣传部和出版部。延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延安创办了数十种政治、文化刊物。历史学家称毛泽东靠“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三新华”（指《新华日报》，新华广播电台，新华书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毛泽东则称自己打仗靠两支队伍：一支拿枪杆子，一支拿笔杆子。

　　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的新使命与新期待

　　出版是人类冲破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是先进文化的宣扬者与意识形态的把关人。出版是时代的号角，出版人与作者就是高擎思想与知识火把的人。出版人的选择决定了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的高度与质量，引领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直接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擘画与建构。意识形态工作更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强国建设中媒体与出版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出版人不仅负责策划、组织、选择和修改编辑内容，更必须坚定政治立场，提高理论素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出版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承者、创新者，又是新知识的发现者和新技术的实践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有效保障文化积累、更好进行文化选择与传承、更好实现文化创新诸方面，出版具有特殊意义与明显作用，出版人最早接触到新的信息、知识和智慧，以及新技术的萌芽，他们能够最早认识和发现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推进作用的新信息、新知识、新技术的火花或幼苗，经过他们的反复打磨和悉心培育，最后形成比较规范和完善、易于为大众接受和使用的新知识、新技术，用出版的形式公布于社会，从而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出版人是社会文化工程的策划者、推进者和实施者。历史地看，中外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十分强大的推动力量。其一是文化发展呈现出十分强大而韧性的个体推进特征。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荷马、老子、孔子、司马迁等，他们都是以个人的天赋与异于常人的持久耐力完成了伟大的史诗般的创制，从而为人类文明增加了厚度与重量。其二是政府官方主持兴起的文化工程。如我国唐代以来历代的官修史书，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延至当代，更有《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国文库》等，以及持续多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出版基金等。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规模与面貌的形成起着打地基、立规范、树梁柱、确疆域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而推动这些文化工程实施落地的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出版人。

　　除了当好“助产士”“园丁”和“保姆”外，出版人还是优秀作者与精品力作的发现者和培养人，是诸多优秀作品的鉴定者、组织者、策划者和培育者。编辑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发现和培养作者，将一般大众培养成能读书会欣赏的读者，将对图书有感觉、对写作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培养成优秀的作者。发现和培养写作新人，是编辑出版的本质意义与价值所在。

　　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目标已定，方向已明。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的责任与任务赫然在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努力完成。

　　坚持党管出版。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坚持党管出版的根本原则。坚持出版的高质量与高品质。出版事业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出版业坚持党的领导，既是我国国有文化企业的光荣传统，也是国有文化企业的独特优势。

　　做强主题出版。主题出版是出版行业凸显社会效益、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是出版担负文化使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抓手。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及时策划、编辑、出版、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读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完成其肩负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做优精品出版。从大量一般图书中提炼精品图书，从精品图书中打造重点图书，最终形成现象级图书和标志性图书，是出版界打造品牌、扩大影响的通常做法。内容为王是新闻传播的铁律，精品图书是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发展的标志。出版界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等大力开发相关图书产品；要根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宇宙科学的新发展、新变化创新开发相关图书；要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与新需求策划相关图书。

　　做好重点出版。全力建设做好国家重点图书和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的能力，提升获取国家级出版大奖的能力与水平。要精心规划一批阐述党的创新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物；精心规划一批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并能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出版物；精心规划一批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精品出版物；精心规划一批服务于我国教育工作的精品力作；精心规划一批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品力作；精心规划一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出版精品。

　　试水融合出版。当前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融合出版已成出版行业发展共识。要明确融合出版目标，建立涵盖内容生产、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的全流程规划与激励机制；要强化组织协同机制，通过跨部门协同打破传统壁垒，设立专项工作室，统筹重点项目；要实现技术赋能与产品形态革新，引入AI、超高清、VR/AR等技术重构内容形态，通过AI立体呈现编辑艺术，增强交互体验；要深度做好内容资源开发，做好内容升级与用户需求契合，实现内容立体化开发，将单一图文升级为声像+互动+动画融合产品，突出产品的全媒体思维，真正实现内容、媒介、渠道的融合。

　　（作者为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