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迷雾 辩证三方关系

　　联共（布）、共产国际既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又曾因其错误指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联共（布）是苏联共产党的名称，其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18年3月，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这里的共产国际指的是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

　　《拨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出版社）正是作者王新生在较早接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而撰写完成的。作者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所在的第一研究部正在全力翻译、编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能够第一时间看到研究成果。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提到：“没有这套丛书，我就没有也不可能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领域取得这些学术成就！”

　　作者自1997年发表第一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论文，一点点积累，结集成册出版。该书有以下特点。

　　多维度关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该书既有关于共产国际机构的分析，如《共产国际驻华机构——远东局》，又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关系的文章，如《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析论》《关于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和中国共产党问题》。当然，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道路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的指导与影响更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如《共产国际与中国式建党道路》《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另外，作者着眼细节，从细微选题处关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如《中央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等。

　　以史料为依据，抽丝剥茧，采用史料实证的方法阐述观点。如关于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的认识过程，作者在《共产国际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文中，通过对不同时间档案材料的分析，阐明了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认识的发展过程。当时，联共（布）、共产国际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主要是通过其驻华机构和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的报告，由于报告层层传递，费时较久，所以得到的信息有时是滞后的，与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如从1927年7月至1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大量的文件涉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而提到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则很晚。从历史事实来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者抽丝剥茧，一点点用史实还原事实，以实证的方式说明其中的缘由，并阐释清楚了共产国际不同阶段对朱毛红军的不同认识。

　　体现党史研究党性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力求学术性、思想性、生动性于一体，给读者以启迪。作者不是停留在铺陈档案资料和简单反映史实的程度，而是从档案资料和史实出发，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相统一，对史料加以精当阐述与分析，给读者呈现正确党史观。如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式建党道路》一文中，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片面追求“工人化”，党的六大后，农村的革命斗争受到很大限制。那么，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误区在哪里呢？作者从“把完成现阶段革命的任务和党的建设相割开”“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成员和‘左、右倾错误画上等号”“对中国工农本身的优缺点认识不足”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得出如下结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时，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忽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点；共产国际简单地将这些错误归之于知识分子领导者的原因；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起来，革命性更强，但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又有自身的不足之处。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逐渐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