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要与时代和人民同频共振

　　新主流电影的命题，是十几年前由学界提出的概念。在产业实践领域，产生了许多可以纳入此概念的优秀作品，比如《志愿军》《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等。在十几年时间里，新主流电影的概念内涵逐步得到丰富。当下，新主流电影不只是主旋律影片与商业大片的叠加，《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影片也跻身新主流电影行列。

　　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创作者、产业工作者所秉持的一种新时代创作观念，以应对观众和市场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总结为观众和产业需要兼具主流价值观表达、较大市场影响力和较高艺术价值的影片。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是上世纪末提出的思想性、商业性和艺术性“三性统一”和后续提出的“三精创作标准”的创作观念在新时代的一种延续。新主流电影创作的本质目标，是呼吁业界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影响、蕴含着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作品。

　　在过去的数年内，笔者创作了《狙击手》《满江红》《坚如磐石》等影片，归纳起来，可将一部优秀的新主流电影看作一棵舒展的大树，有三个创作的着力点。

　　以主流价值观为“根”

　　确立创作出发点

　　新主流电影以主流价值观为树根一般的创作根基，以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情感取向和精神追求为养料，以此激发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情感共鸣。创作者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识和以此产生的创作出发点，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创作中，可从三个维度探索作品的主流价值观表达。

　　第一是家国情怀的维度。

　　传统主旋律电影回顾光荣历史，承载民族共识，歌颂英雄人物，激发家国情怀。新主流电影创作可以继续依托重大的历史节点和人物展开创作。《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长津湖》《狙击手》等作品，即是通过此种创作思想，唤起了广大观众的家国情怀，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第二是社会现实的维度。

　　新主流电影要反映时代精神，具备现实意义。《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人生大事》《坚如磐石》等影片，旨在展现社会进步、讴歌真善美、颂扬平凡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第三是传统文化的维度。

　　创作《满江红》时，笔者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当代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同样地，《长安三万里》、《封神》系列、《哪吒》系列等电影取材民族故事和历史传奇，唤醒扎根中华民族心中的共同精神追求。这些电影的反馈说明，源于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能突破社会圈层和年龄代际，鼓舞观众勇敢面对人生。

　　总之，新主流电影创作要在上述三个维度上深入挖掘，汲取各维度的根基性养料。另外，不同维度也可以互相借力，产生综合的主流价值观表达。

　　以精准叙事为“干”

　　建立情感共识

　　支撑起新主流电影的主干是一个好故事。如何准确、有效、充分地完成故事讲述，是新主流电影创作的重点之一。优秀的电影叙事是一个精密的动力系统。创作者要准确控制信息的传递，与观众形成共谋，持续激发观众的兴趣、激发叙事的动力。这种叙事的动力成为观众能否入戏，能否被电影所感染的关键。

　　叙事动力大致有两种来源。

　　第一种来源，是观众对外部世界的秩序追求。电影创作要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打破事物的平衡状态，提升戏剧情境和戏剧动作的维度。在《狙击手》中，主角应对战局、击败劲敌、突破自我，形成三次升维的外部秩序的重建。

　　叙事动力的第二种来源，是观众对内心世界秩序的追求。剧作需要描绘人情人性的光谱结构，完成一种对心灵的升维性质的挖掘。《满江红》中，对人性的书写从生存需求出发，升维至情感和信仰的高度。

　　这种持续激发叙事动力的创作理论，可总结为“叙事动力学”，可以此理论总结来指导创作，不断提升认知，发现、分析并书写事物与心灵的多重维度，从而激发深邃的情感力量，全面反映社会风貌。

　　以类型策略为“冠”

　　建构对接通道

　　在树根和树干之上，一棵大树最直观呈现给人的，是其树冠。新主流电影与产业及观众接口的界面，应当是清晰且有突破的类型电影样态。换言之，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可秉持类型电影的生产策略。

　　类型策略并非题材选择策略，类型电影的创作策略是一种双向系统，从创作者角度出发，他们要系统地向观众提供准确的特定的心理体验。而观众会基于对电影类型的认知，完成相应的观影心理过程。在这个双向系统中，创作者和观众完成了一种共谋。例如，《坚如磐石》的叙事尝试以案件作为起始，导入特定的警匪类型，帮助观众以此类型片的观影认知组织起复杂信息。在此种类型叙事中，完成一种现实主义表达。

　　新主流电影创作采取类型策略，除了准确把握各类型的要素，还要完成类型的突破，避免同质化。

　　《满江红》的创作，即尝试在单一类型内进行突破。影片前段围绕被卷入谜案的小兵展开，以侦探类型的面目出现。当影片情节发展，侦探变为刺客时，观众的类型预期获得满足又瞬间被超越，转化成为一种悬疑片的类型期待。最终当戏剧动作由刺杀转为舍生取义，类型常规再一次被打破，去书写了该类型中少有的家国情怀。除了类型的融合，《满江红》还尝试进行了类型要素的融合，用喜剧类型要素革新悬疑类型基底，在情感的两极对比中强化残酷与悲壮。《狙击手》的创作，则在战争主类型中引入青春片的类型要素，将战争情节与青春的历练形成共振，试图将遥远的战争史实与当代青年观众的情感联结起来。

　　总结起来，新主流电影创作一直秉持着以主流价值观为“根”，以精准叙事为“干”，以类型策略为“冠”的创作方法。当前，国内电影产业面临诸多变化，如短视频影响下的大众审美新变，如AI等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模式革新，观众和产业对电影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电影创作者，向外，我们需要不断精进技术与手段，让故事的讲述与观众形成共谋。向内，我们要持续探索情感与心灵，在自身的创作与时代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同频共振的联系。只有在此联系下，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方可完成优秀的时代书写。

　　（作者系编剧、导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