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数据分析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出版领域的最高奖，原则上每3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出版的优秀出版物、出版单位和个人，2007年至今，已举办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设立7个子项奖：图书奖，期刊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印刷复制奖，装帧设计奖，先进出版单位奖，优秀出版人物奖。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共有293种获图书奖。图书奖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增设图书荣誉奖，每届图书奖设提名奖120个。不过囿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正式奖，荣誉奖、提名奖不在讨论之列。

　　据调查，每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图书奖申报参评出版社有400家左右，平均1家申报约5种，共报送图书2000种左右。每届评出的图书奖一般为60种，获奖与报送的比例约为3%，获奖难度可见一斑。

　　中央社和地方社：获奖图书总量接近

　　通过对5届图书获奖数量统计发现，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图书获奖总量接近，中央社略强，平均每届多2个。

　　具体看，第一届中央社与地方社获奖数量差距较大，中央社24种，地方社获奖36种，地方社领先较多。情况到第三届发生了大逆转，该届中央社获奖35种，地方社获奖21种。产生逆转的原因在于中央社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科技出版能力强，图书获奖数量大，其中，哲学与社会科学类中央社获奖数量为13种、地方社获奖2种；科技类中央社获奖12种、地方社获奖3种。所以说，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科技出版领域，地方社会遇到中央社强大的竞争压力。就文学类图书而言，地方社略强于中央社。而对于艺术、少儿、民文图书来说，地方社则明显强于中央社。在辞书、古籍两个领域，中央社和地方社两者情况相当（见表1）。

　　通过统计发现，连续5届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有5家，它们是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华书局。这几家出版社分别是我国在社科、科技、学术、专业、古籍几大出版细分领域的典型代表，代表了我国在该细分领域的出版水平，实至名归（见表2）。

　　八大图书类别：突出权威性、多样性、导向性

　　中国出版政府奖脱胎于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原奖项分为9类：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文学、艺术、古籍、辞书工具书、民族文字、少儿。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沿用此分类，第五届评选分为8个门类：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青少年读物（含科普图书）、辞书工具书、古籍整理和少数民族文字图书。

　　实际上，这8类与原9类没有根本区别，只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类合并为社会科学类，少儿类改为青少年读物类，含科普图书。为方便起见，下文按照8类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8类奖项设奖数量相对固定，每届情况差别不大。平均下来，其中社科17种、科技16种、文学6种、艺术5种、青少4种、辞书2种、古籍4种、民文4种，每届每类的变化不超过3种。

　　社科、科技类：

　　获奖超半数，权威专家和机构优势明显

　　社科、科技类是中国出版政府奖各类中奖励的重点，5届获奖图书共165种，为获奖图书总数的56.31%，超过半数。社科、科技两类之间差异不大，社科仅多5种。

　　比较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各类作者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作者对图书获奖贡献的一些端倪。笔者以为，这正是选题策划中编辑应关注的重点之一。

　　为便于分析，笔者主要从管理、学术和社会影响的维度对社科获奖图书作者分类进行定义，将社科获奖图书作者分为权威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著名科学家、著名专家、权威机构专家、知名专家、专家、其他等9类。其中，著名科学家指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科学家，著名专家指在社会上具有跨界影响的专家，权威机构专家指任职权威机构的专家，知名专家指在专门学术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专家指在某学术领域有建树的学者。同样，笔者对科技获奖图书作者也进行了定义，分为权威机构、权威机构负责人、两院院士、著名专家、其他、无法查询等6类。

　　在社科类，发现权威机构作者、著名专家、知名专家是获奖作者的主体，5届每类各获20—21种，共占社科类获奖图书作者的71.43%，除此之外的6类作者获奖仅约30%。同时发现，权威机构作者在第五届较上届获奖数量倍增，说明权威机构在社科图书出版中的重要性权重在急速提升。就作者个体看，著名专家和知名专家是获奖作者的主体，分别占获奖数量的1/4，普通专家有一定比例获奖（约1/9），获奖概率较低。

　　在科技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获奖主体，且两类院士获奖数量相当，共有41个，占获奖总数的一半。著名专家和其他专家两类共有24个获奖，略多于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由此看出，一是说明两类院士这样的权威作者对科技图书获奖的重要性，二是说明同行评议在科学领域作用显著。此外，权威机构与专家获奖数量接近，是不可忽视的作者群，说明权威机构在重要科学著作文献出版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见表3）。

　　文学、艺术类：

　　获奖单位呈散点分布，地方社优势突出

　　文学、艺术类图书，每届每类获奖5—6种，两类数量相当。历届获奖中，中央社文学图书获奖12种、艺术图书获奖9种；地方社文学图书获奖16种、艺术图书获奖17种，中央社和地方社之比为21：33，可见过去几届文学、艺术类图书地方社获奖明显高于中央社。

　　艺术类图书获奖单位主要是美术社、文艺社，也有综合性出版社分羹一杯。但艺术类图书专业性较强，出版社要拿出高水平的艺术图书，需要拥有长期积淀的出版资源，要有高水平的编审，有的丛书、套书出版还需要领导魄力决策、高额投入。

　　前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共有25家出版社的26种艺术类图书获奖，突出特点是散点分布。一是美术社和文艺社18家（次）获奖，其他12家（次）为非文艺社，该奖并非由美术社、文艺社独占。二是龙头艺术类图书出版现象不明显，只有3家2次获奖，为湖南美术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三是与在出版市场中的可圈可点地位相比，一些中央专业社表现不够突出。四是人文、社科社，甚至科技社在艺术类图书方面有深耕的空间，如三联、商务、科学社历届都有斩获。

　　辞书类：

　　个别社表现亮眼，辞书社实至名归

　　前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共有12种辞书获奖，在各类中数量最少。其中两家出版社比较突出，一是商务印书馆，3次获奖；二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次获奖，两家共5种图书获奖，超过该类总数的1/3。

　　此外，四川辞书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都有斩获，名副其实。上海辞书出版社更凭借《辞海》（第七版）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誉奖。外国语大学相关的出版社在外语词典出版方面占有优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都有斩获。

　　古籍类：

　　获奖单位集中，中央社与地方社旗鼓相当

　　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共有20种古籍图书获奖，其中，中央社和地方社各10种。

　　古籍出版是小众领域，对出版编辑有很高的门槛，非经长期专业训练，无法涉足，所以，获奖单位比较集中。中华书局5届皆获奖，第二届甚至有2种书获奖，占据半壁江山。上海古籍出版社获奖4届，凤凰出版社有3次获奖，文物出版社2次获奖（见表4）。

　　少儿类：

　　出版“三强”多年领跑，联合出版引关注

　　每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奖励少儿图书4种，该类奖项几乎为少儿社垄断。

　　从前5届入选情况来看，有3次入选的出版社分别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明天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少儿图书出版“三强”优势明显，多年处于领跑地位。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共2次入选，以上4家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为获得1次该奖项的少儿类出版社，这些少儿社同样实力较强，市场表现较好。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非少儿社进军少儿出版，借助主题出版、传统文化等出版热点，取得不俗战绩。比如，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中华人物故事汇”丛书由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中华书局联合出版。长于主题出版、党史教育出版、古籍出版和时政读物出版的3家重要出版社与著名少儿社合作打造出版精品，为打造优秀少儿主题出版读物提供了可借鉴的出版案例。

　　民文类：

　　获奖图书以文集、丛书和词典为主

　　目前，全国有十几家出版民族文字图书为主的出版社。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除个别民族社外，其他大多有中国出版政府奖捧奖机会。获奖图书以文集、丛书和词典为主。

　　规模较大及集成性图书：获奖比重较大 地方文库项目值得关注

　　为研究图书出版数量规模与获奖的关系，笔者对图书规模进行定义，即若一种图书在4册以上，称之为“规模较大”的图书。通过统计5届获奖图书发现，第一届获奖图书中，有24种为4册以上，占28.33%。第五届有29种为4册以上，几乎达到总奖数的50%。可见，规模较大的图书始终居高不下。

　　集成性图书是指图书是全书、丛书、作品集、文集等，含有集成、汇编的意思。图书的集成性，与上文统计的图书规模很相近，一般集成性图书规模比较大。但是，从编辑的角度看，图书的集成和规模其含义有所不同。统计图书规模，主要看一种书的册数是多少，而图书集成性主要是讲图书的编辑策划和思路，此区分对于出版社选题管理和编辑调度、出版过程控制有重要价值。

　　第一届哲学与社会科学获奖图书中，有21种为集成性图书，占获奖图书的1/3，比重较大，中国出版政府奖对体现文化积累价值的图书比较看重。第二届集成性图书增加了12种，超过社科获奖图书的一半，占比由1/3上升到1/2。第三届集成性图书仍占社科获奖图书的一半，居高不下。第四届获奖数不仅超半数，甚至比上届多出3种，说明集成性图书还是获奖重点选题。第五届仍有29种集成性图书获奖，几乎占社科获奖图书的一半，这些都是主题相同或不同的集成性的丛书、汇编、多卷本史书等。

　　由此可见，在今天，出版工作者经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努力，文献整理性质的出版重大项目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另外，近年诸多地方文库项目是值得关注的出版现象，地方文库体现着地方文化典籍发掘、收集、整理、保存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