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杨树达日记》，与先生同行

杨树达日记

作者：杨树达 著 莫晓霞 刘雪平 饶益波 整理

定价：1280.00元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书号：978-7-5540-2520-8

2020年8月，我接手《杨树达日记》的编辑工作，首要任务便是申报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初次接触时，杨树达于我而言只是民国学者中一个模糊的名字，我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了解他的日记。为了深入挖掘这部日记的价值，我一边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大量相关论文，一边搜集与日记相关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杨逢彬先生的文章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逐渐明晰了杨树达日记的流传脉络以及它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揭开日记的历史面纱

　　杨树达（1885—1956）是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被陈寅恪誉为“一代儒宗”。日记横跨40余年，内容涉及家族生活、学术交往、社会变迁等多个方面，既是个人生活的记录，也是那个时代的剪影。

　　杨树达1956年去世后，他的日记因种种原因流散，绝大部分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购入，其后人发现的两册遗留日记也捐赠给了中科院图书馆。这51册日记，学界一般称为“积微居日记”。但从日记本身来看，这一名称并不十分准确。1920年8月至1937年6月，杨树达旅居北平，这一时期的他先后以“旅京日记”“旅平日记”“知非斋日记”等作为日记的名称。1937年7月南归长沙后，日记才正式定名为“积微居日记”。该日记时间起讫为1937年7月至1956年2月。

　　“旅京日记”中记载了杨树达工作生活日常，记录了他与黎锦熙、黄侃、朱自清、陈寅恪、胡适、余嘉锡等学人的交往，也记录了他在北平常去的饭庄、公园，如又一村饭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等。这些点滴细节勾勒出一幅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学术生态图景。

　　“积微居日记”则记录了他在湖南大学期间的学术交往与活动。此时杨树达已经进入人生的中晚年，与之相应，国家一度陷入连年的战争之中。此时的日记内容，除了学术日常、交游往来之外，还多了一层战争带来的阴影。同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甲骨文与金石学。

　　更为珍贵的是，日记还收录了1907年至1908年杨树达留学日本期间的内容，共两册，保存了他早年的生平经历以及晚清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这些史料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编辑过程：从逐字对读到攻克难关

　　《杨树达日记》是由青年图书馆人莫晓霞、刘雪平、饶益波三人整理的。日记由手稿整理而成，内容涉及民国生活史、学术史等方方面面，整理与编校难度不可谓不大。回顾整个编辑过程，我的体会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初次审读：熟悉日记与统一体例项目采取团队作战的方式，日记主体被分为四部分：整天伏首案头的老沈（沈宗宇）、刚进社不久的小屈（屈钰明）、策划编辑兼核心老陈（陈小林）、我各负责一部分。在初审阶段，老陈规定了每天的审读量，并且在每次例行巡视时询问审稿进度和重申他的出版设想。

　　初审的工作重点是熟悉杨树达的行文和书写习惯，同时按照商定的编辑体例统一全稿，并对照底本仔细校勘一遍。尽管我们很努力地按照计划推进进度，但初审过后书稿中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难以辨认的字、存疑的句读等。

　　2.深入校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随着二校、三校的推进，我们对杨树达的字体和行文风格愈发熟悉，校对速度明显加快，改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们的编辑团队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四人组变成了三人行。

　　手稿中的很多字，我们通常都是先根据上下文大胆假设，再多方求证，以此得到正解。比如留日日记中有一处文字“望人”，乍看没有问题，但是放到上下文中又不知何意。于是我们先根据日记中前几日的相关信息，推测“望”当为“主”之误识，再反复比对与论证，最终确定为“主人”，释读错误的原因在于杨树达将“主”字改在“川”字之上了。

　　3.索引编制：与人名“纠缠”的一年日记的文字工作基本结束后，整理者莫晓霞交来了人名索引的初稿。索引编制是一项耗费时力的大工程，因为杨树达会不厌其烦地记下每日所见人物，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哪怕是在旅行过程中只有一面之缘的路人也要记下来。日记里的人名本就复杂，比如前后用字不同、称谓不同等，因而索引初稿中的情形只会更复杂。大多数时候需要细细考证与反复推敲，才能确定一个人名。每改动一个人名索引的条目以及防止遗漏，我们都要翻来覆去地核查日记正文。其中甘苦，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在编制索引的过程中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方法，其一是利用日记前后文查证罕见人名。比如有一个叫王曼贞的人，她在日记中出现时被称为“曼贞”“王妹”，将这两个称谓比定为一个人，是通过她的母亲“张媪”完成的。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比定出了很多人名。其二是通过检索已有数据库，尽量将名、字、号比定到一人上。有时则要多种方法综合使用。

　　协作与感悟：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项目组有一个微信群，编辑和整理者经常在群里分享编校趣事、讨论日记内外的一切问题，偶尔也会争论不休。杨树达对时人的评价与称呼，又如“一蟹不如一蟹”等反映他鲜活个性的内容，我们总是印象更深刻一些，毕竟“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讨论最多的当然还是日记中的疑难字句，绝大多数问题都在集思广益后得以解决，真有“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感觉。此外，编外的“蘑菇酱”郑凌峰很关心日记的出版情况，每次来社里探班，总要例行催问进度，这时我总会把他抓来帮着看人名索引。先是，他在看到“陈季皋”和《盐铁论》时说，这位学者本名陈模，字遵默，又字季皋，是《盐铁论校录》的作者；之后，他又看到日记里一处涉及留日学生的记载提到“张傅泉”，便说这人应该是张继，字溥泉，我核查了日记底本和张继的生平，确认此处当作“张溥泉”，不由佩服他的眼尖。

　　正是在这种轻松的合作氛围之下，我们前期解决字、词、句问题，中期解决人名索引问题，后期解决封面设计问题，像游戏打怪一样，将难关一 一克服。书稿校定付梓后，则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受读者的检验了。

　　日记的价值与编辑的收获

　　2020年至2024年，《杨树达日记》的整理出版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作为编辑团队的一员，作为这部日记首批读者的一员，我深刻认识到这部日记价值的深度与广度不是我所能总结的，它不仅是研究杨树达和民国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更是那个时代的动态画卷。无数人从杨树达的人生中经过、驻足、停留，他们也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之上。而杨树达的读书、思考与写作，也完整地保存在了日记里，静待来人细细拂拭。日记的意义，大概正如杨树达在1928年2月1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昨日及今晨阅《旅京日记》一、二、三诸册，如旧事重演一回也。”

　　而我们作为编辑，也在这次历练中成长。无论是释读手稿的耐心，还是索引编制的细致，抑或是团队协作的默契，都让我们对“编辑”这一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很幸运，这5年时光，可以与杨树达先生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