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为246名女红军“立传”

　　《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第二部分“人物简介”。

　　2022年5月，王友平（左）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摄制组记者在四川都江堰采访101岁的女红军王全英（中）。

　　肖宇 供图

　　“这是目前所有长征女红军图书中收录人物最多、搜集资料最全的一本。”《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主编、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王友平说。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讲述四川籍长征女红军革命事迹的图书《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新书首发式。此时，距离2014年策划该书选题已经过去了10年。

　　资料都是一点点搜集来的

　　谈及创作初衷，王友平谈道：“我也没想到我一个男教授会去研究女红军。我在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7年，也当过《四川省志》副总编辑，在工作中发现，作为在长征女红军中占比很大的一个群体，四川女红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让我感到有一种必须要去研究和宣传这段历史的使命。”

　　出于记录家乡历史的初心，王友平联系自己之前的出书经验，从2014年开始着手准备组织编写《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一书。“当时社里得知王老师在做女红军长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一直在进行跟踪，希望王老师能将这本书交给我们出版。”《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责编杨丽说。

　　如何找到翔实的资料是摆在整个撰稿团队面前的最大难题。“资料是非常零散的，正儿八经出版的资料极少，因此这本书的资料主要来源并不是图书馆，而是来自我们自己发掘的各种线索和红军后代提供的资料。”从事党史研究多年的王友平翻遍了档案资料，通过查询地方志等多种方式相继联系上了众多相关专家和红军后代，从2016年出版时联系到的60余家红军亲属，到今年再版时的160多家红军亲属，王友平一直在不断寻找完善女红军资料的路上。

　　“核对史料是容不得一丝马虎的，我在写书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8条凡例，要求一定是参加过长征，并且籍贯明确在1997年川、渝分治以前的四川省范围内的女红军才能被收录。如果不能确认的，那就不收录，所以收集了10年。我们定稿时只收录了246名川籍长征女红军的革命事迹，还附录了包含非川籍女红军在内的1456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名单。此外，我还上门拜访了7位还在世的川籍女红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视资料，可惜现在只有103岁的王全英同志还健在。另外，还有一位随红四方面军走完长征、现已99岁高龄的川籍女红军战士李登玉仍然健在。这两位全国仅有的健在女红军的人物简介都已编入《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王友平回忆说。

　　四川籍女红军占比90%以上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都发生在四川这片土地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熊华源说，在这支坚忍不拔、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红军队伍中，还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而四川籍女红军在其中又独具特色，约有8000人，占到了红军长征女战士的90％以上。

　　为了查明女红军的人数，王友平翻阅了大量曾经出版过的资料，参考了红军后代联谊会提供的名单。他提到，在1993年由四川省妇联编写的《巴蜀巾帼壮歌》一书中写着：“1935年春，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参加长征的妇女约8000余人。”根据他的考证来看，这个数据是比较可信的，而在整个红四方面军女战士8000余人中，除了从鄂豫皖入川的40多名非川籍外，其余全是四川人。

　　王友平在书中记录下来的女红军大部分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其中附录名单中有1000多人。据王友平说，红一、二方面军有女红军不到百人，红二十五路军只有7名女护士。女红军总体数量相对于整个红军队伍来说可能不多，但在后勤、宣传等多个方面，她们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实在本书定稿后，我又搜集到了不少川籍女红军的资料，现在我手中掌握的至少有简介或简历资料的川籍长征女红军还有140多位，可惜已经赶不上了，只待今后有再版机会去进行补入。”王友平遗憾地说。

　　在记录中感受无声的力量

　　此次发布的《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增订本）》主要分为“人物传记”和“人物简介”两个部分。书中对于有详细事迹记载的女红军，会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回顾人物长征前后的具体事迹，共成稿53篇；对于记录不多的女红军，则将人物生平都浓缩为短短数百字的人物简介，共有193位。

　　“这本书真的是个很好的选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让更多川籍女红军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让长征精神滋养更多后来人。”杨丽认真地说。

　　从现存资料中可以知道，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整体年纪并不大，她们的年龄一般在十七八岁左右，最小的仅有七八岁。书中第一篇人物传记的主人公万曼琳，就是当时最小的女红军之一，被哥哥背去参加革命的时候，年仅7岁。晚年的万曼琳仍然能回忆起，当时过雪山时没有粮食，大家纷纷解下皮带准备煮着吃，但连长说啥也不肯要她的皮带，说：“你人小衣服大，离不开皮带，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你的。”后来，她就一直系着这根皮带，走到了陕北。

　　在整理女红军战士的资料中，流落的女红军是最让人惋惜的群体，王友平也深感遗憾地说：“李自珍同志是书里唯一收录有传记的流落女红军。她的经历非常坎坷，掉落山崖后又不敢回去，就一直在四川资阳定居了下来，直到2004年离世。我也是偶然在网上看见了杜先福纪念她的文章，才知道资阳居然有这样一位遗落的女红军，所以把《活着的“烈士”》这篇文章也收录了进来。”

　　“但很多女红军在长征的路上或是掉队，或是被俘虏，能够留下的资料很少。跟随红军长征的8000名女红军中，大部分壮烈牺牲，多数未留下姓名，仅有700余人胜利到达延安，而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就只有400余人了。”王友平补充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对我自己也是一种锻炼，我常常被女红军们那种舍生取义的壮烈情怀所打动，就像老红军王定国说的，她们‘为天下穷人得到公平过上幸福生活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