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后人开出一条治学的大道（下）

　　前排左起：顾颉刚、王伯祥，后排左起：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本文作者 供图

三

　　现在有些史家学问很大，他们在书斋里可以编出无数大书来。他们以翻检文献为能事，号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顾颉刚先生与这些史家不同，他非常看重实地考察，而且身体力行，这一点我真是想不到的。

　　1978年6月12日顾先生写道：

　　我一生性极好游，足力又健，日可步行百里，故能多所见闻，用以证明古代史事。惟一生为教学牵制，不得长时间调查……

　　史念海先生在回忆中写道：

　　先生以学术名家，却并非终日伏处案头，不出庭户。其游历最为重要的应为三次：一次是到河北大名，探问崔东壁的故里；一次是到内蒙古后套，访问王同春所开凿的渠道；再一次是到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考察教育。

　　容肇祖先生写道：

　　他曾到我的家乡东莞县城隍庙，仔细研究探询，并绘制了《东莞城隍庙图》。他每到一处，都不放过和他研究有关问题的调查，这是他研究的基础和特点。

　　侯仁之先生回忆道：

　　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受益于顾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我得以参加黄河后河套的水利考察，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使我最难忘的是我作为他的助教协助他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对我无疑是极好的训练。

　　典型的事例还有很多，我只选了几位大学者的回忆，已经可以充分显示顾先生于社会实践的重视。

　　顾先生这种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风，正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遍游山川大河、名胜古迹，考察形势，考察史事人物，写出辉耀千古的《史记》，成为中国学人的楷模。顾先生非常形象地提出“拿显微镜”的人要“拿望远镜”。“显微镜”是指考辨细微，探索奥秘，但缺少大局观和实地考察的经验，所以，顾先生鼓励“拿显微镜”的人再“拿起望远镜”，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进一步考察史书的记载和个人的成见，发现书本的缺漏和失误。这种治学精神在今天不是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吗？

四

　　凡是大学问家都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这些大学问家都明白，薪火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总是要由青年人接续的。正是这样的责任心、使命感，使他们对青年人充满热情，大力扶植。

　　顾颉刚先生是这方面的典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听顾先生讲《尚书·尧典》。顾先生认为，这一篇的写作时代应当是西汉武帝以后，因为文中所述制度是汉武帝时才有的。谭先生认为顾先生所举材料不是西汉制度而是东汉制度，材料判断错了，结论也就不对了。下课后，便向顾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顾先生要他把看法写成文章。谭先生说，我本以为口头说说就算了，由于顾先生的要求，他不得不认真翻查资料，最后写成文章，以信的形式交给顾先生。没想到顾先生第二天就回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信，表示三点赞成，三点不赞成。顾先生的回信更激发了谭先生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不久，他又就顾先生不赞成的三点进行申述，写了第二封信。10多天后，顾先生又回了一封信，对谭先生第二封信的论点，同意一点，不赞成两点。通信讨论截止后，顾先生将往还讨论的四封信合并在一起，加了一个按语，加上题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参考。

　　谭先生说，这是一场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但这位老师不是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位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是一位一般的著名教授，而是一位誉满宇内、举世钦仰的史学权威。谭先生还说，讨论之所以能展开，当然有作为学生大胆提问的原因，但关键还在于作为老师的顾先生对待这位大胆学生的态度。学生给他提出意见，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不是马上为自己辩护，而是鼓励学生把意见写出来，并且认真回信，一封信有六七千字之长。老师如此重视，对学生是多大的鼓励呀！谭先生颇为动情地写道：“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非常重视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即使是与他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他的意见，他也总是耐心倾听，鼓励青年人把不同观点写成文章，然后他再主动推荐刊物发表。有一位研究生对于《尚书·盘庚篇》制作的时代提出与顾先生不同的看法。顾先生看完文章后，立即写出意见，嘱咐说：“你的说法不是不可能成立的，千万不要因为与我的观点不一致而改变。”顾先生要求这个研究生按自己的观点写下去，最好写成与他辩论的文章，并表示写成后，由他推荐发表。更使人感动的是，顾先生还帮助这位研究生找了几条有利于说明其观点的证据。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呀！这是真正的学者，在真正做学问。

　　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发现人才、聚集人才，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办《禹贡》杂志，创建“禹贡”学会。1933年，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发现学生的作业中有不少好文章，认为这些青年学生很有培养前途，便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一方面深入开展对中国古代地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发表学生作品，扶植青年人成长。一位从农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写了几篇讨论文章，顾先生认为他肯于钻研，亲笔写信邀请他加入“禹贡”学会，并寄去入会表格。这位学生认为“禹贡”学会多为大学教授和讲师，至少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而自己只是师范学校学生，不敢填表。顾先生知道后又约他到“禹贡”学会面谈。当得知学生家在农村，生活靠舅舅卖水接济，便亲自带他到饭馆吃饭，随后还拿出办刊物节余的稿费给他作奖学金，鼓励他努力学习。很多青年学生的稿件，顾先生亲自批阅。青年人给他写的信，他件件答复。正如《禹贡》三周年献词所说：“我们能够聚集一班青年，唤起他们对学问的热心，使他们常常做练习，一时虽嫌粗疏或幼稚，到底必可做出些看得出的成绩。我们要使不注意的人注意，不高兴的人高兴，不动作的人动作。”

　　1936年“禹贡”学会由筹备会而正式成立，一大批学者聚集其中，比如：吴晗、童书业、齐思和、谭其骧、白寿彝、史念海、朱士嘉、周一良、侯仁之、杨向奎、韩儒林等等，真可以说群星灿烂。这一大批人才的汇聚和成长，顾先生是有大功的。

　　顾先生是明智的，他知道对于无止境的学问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有后继者。顾先生是幸运的，这一大批弟子的成就，已经实现了他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理想。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一支“继续者”的大军正在科学的春天里奋进。

　　五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旅美学者在怀念顾颉刚先生时写的一篇文章。他说1980年年底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两人都是1893年出生，逝世时间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12月25日。他说，两人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当然论两人当时的声名，“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但最后30年，顾先生“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而洪先生在最后的30年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值得庆幸。

　　这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的遗憾。

　　于是，我又一次想到当年与顾先生分手时，顾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假如再给我5年时间，我的《尚书》可以整理完毕，我肚里的文章也写得差不多了。”可惜，上天没有再多给顾先生时间，他讲过这个愿望的第二年冬天，便告别了他的著作、他的事业和他的学生。他到底没有完成他的《尚书》研究事业。但这没有关系，后来，他的学生、助手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于顾先生去世25年后出版了。正如刘起釪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顾师曾致蔡尚思先生函言，如果整理《尚书》之作不能完成，将死不瞑目，其言沉重至此！今勉可告慰顾师之灵，可含笑瞑目了。”

　　灯下，我在写这篇随笔时，再一次翻看顾颉刚先生80余年前写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那时他说：“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终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我想，顾先生确实是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2024年10月25日再改）

　　（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