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石印，中华文脉的传薪者

　　李庄，位于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始建于南北朝梁代大同六年（公元540年）。这里是金沙江、岷江汇合后的第一镇，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民众具有崇文、尚义、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自古就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美誉。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一大批内地高校被迫西迁，以寻求一处可以“安放书桌”之所。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同济大学师生四处寻觅安身之地时，李庄人民发去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6字电文。1940年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入李庄，之后，中央研究院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也沿着同济大学的车辙相继入川，于1940年冬抵达李庄。李庄人民的16字电文，不仅造福了同济大学，也让同样苦于找不到落脚之地的众多文化机构辗转流徙来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在此寻得一张“宁静的书桌”，直至抗战胜利。风云际会中，李庄成为与成都、重庆、昆明并列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那时的李庄，是人口、智力密度的高峰。流寓李庄的学人，是教授中的教授、学者中的学者。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济、“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民族学的开创者”凌纯声、“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创始人”吴定良、“中国建筑科学的鼻祖”梁思成以及陶孟和、董作宾、梁思永、林徽因、劳榦等学术大师，云聚在这个小小的李庄，可谓群星璀璨。此外，还有青年才俊董同龢、任继愈、罗尔纲、吴孟超、罗哲文、王世襄……这份航母级学人的名单，还可以拉出好长。

　　本只有3000人的李庄，鼎盛时期的人口增至1.2万人。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偏僻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直达。那些年，“中国李庄”成为了文化抗战的象征，昭示着炎黄子孙在危亡之际的慨然大义，苦难之中的责任坚守，平常之中的家国情怀！

　　在李庄的岁月里，虽然没有空袭和跑警报的烦恼，但学生和学者们仍然面临着贫困、饥饿、疾病，以及文献资料匮乏、学习用品奇缺等严重问题。云集于李庄的学者们，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清贫匮乏之中坚持治学救国，弦歌不息，笔耕不辍，潜心研究，奋笔抒写着报国的情怀，完成了一部部中国学术界的扛鼎之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如董作宾的《殷历谱》、李济的《远古石器浅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更有集当时学术大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和《六同别录》等等。

　　当时的李庄，既没有印刷用纸，也没有可以印刷的设备，绘图需要全部改成手绘图纸；当地所能找到的印刷纸非常脆弱劣质，还泛着光；李庄附近也基本没有任何正规的印刷设备。流寓李庄的大师们因繁就简，采取石印的方式出版这些著作，他们自己刻蜡版，人工手描图样，一针一线地把石印的书页缝在一起……

　　石印本是德国人塞内菲尔德1798年发明的一种印刷技术。它是利用油水相斥原理，用油性墨汁将图文内容绘制于石板上，再以水润湿石板表面，使油墨区域亲墨抗水，空白区域亲水抗墨；最终用机器加压，将图文墨迹印刷至纸张上。石印有六道工序：一是打磨石板，使用金刚砂与磨石器将石板打磨至光滑平整。只要将石板上以前的图像打磨掉，并将石板磨光后，这种石板就可重复使用。二是书写内容，使用油性墨水书写印刷内容。三是石板酸化，在石板上涂抹酸性胶液，使石板略微酸化。四是板面刷水，将石板打湿，使没有油墨的区域充分吸收水分。五是石板上墨，用滚轴在石板上滚动，使内容区域充分吸收墨汁。六是加压印刷，将纸张平放于石板上，通过机器加压，完成印刷。

　　石印技术以其成本低廉和操作便利的优势，自19世纪由欧洲传教士引入中国，迅速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助力。因为处在长江黄金水路上，李庄石印馆历史悠久，曾以“民族石印”为名，在民国时期为私人所有，印刷日常用品、特产包装等。待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机构迁至李庄，该石印馆便成为众多学术著作的出版者。

　　精通甲骨文研究的董作宾潜心于古史年历研究，其数次易稿的《殷历谱》最终在李庄戏楼的一张门板上完成。这部巨著借助甲骨卜辞中对日、旬、月、年的记载解决了商代的年代问题，重建了殷商的历史轮廓。1945年4月，《殷历谱》以手写石印方式在李庄诞生，被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殷历谱》的写作和出版殊为艰辛，据石璋如《董师彦堂先生五十大庆追记》一文中介绍，“董师的研究室在戏楼上，戏楼的大门用木条钉起，作为一个大窗子，其上用纸糊起，光线充足，窗下放着一张大木案子，作为研究桌……那部国际驰名的巨著《殷历谱》，就是在这个窗下，这张桌子上，利用五百八十片甲骨文及一大堆的参考资料，当时文无草稿，胸有成竹，组合资料，运用思路，笔浸油墨，正楷写出，日书一纸，送去上石，设若印坏，仍需重书，历经一年又八个月，始完成了这部连图带表约七十万言的大著，从此殷代的二百七十三年的年、历与祀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殊可钦佩。”

　　1943年6月，劳榦先生所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卷也在李庄石印馆装印，印数300部，定价250元。1944年9月，同书《考证之部》两卷同样石印出版，印数300部，定价500元。对于此著作的石印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专门发了告白：“此书在李庄小石印馆装印，印工尤差，装订尤劣。凡缺页处，均由本所职员检明补齐。然油墨过灰之字及纸之残损处几于无册无之。在此抗战时期，印刷艰难，不可名状，诸祈读者见谅。若有太不清楚处，乞问明册数、页数、行数、字数及上下文，直函南溪李庄第五号信箱劳榦先生，附回信邮费十元（用邮票）当将阙字处抄奉也。”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通过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田野资料的仔细整理与潜心研究，完成了《麽些象形文字词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的编撰工作。从1944年2月下旬开始，李霖灿把编纂好的字典抄写在药纸上，交李庄石印馆，整整4个月后，写印完毕。据他回忆：“李庄小地方，只有一家石印馆，彦老（董作宾）和我都在这里印书。他印《殷历谱》，我印《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这部纳西文化研究方面奠基性的著作刚一问世，便引起了语言学界、民族学界乃至整个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董作宾、李济等先生欣然命笔为该书作序，给与极高评价，李霖灿也因此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抗战前学社定期出版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抗战开始后，学社会员一路辗转，勘测研究都遭受重创，这本汇刊也被迫停止出版。但梁思成和林徽因认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出版是极为重要的事情，营造学社必须想办法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认知、认可和问世。他们排除困难恢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出版，将营造学社学者们战前的实地勘察成果和战时的调查研究报告发表出来。为了该汇刊的出版，梁思成和莫宗江先生承担了大量的绘图工作。只要不发烧，身体勉强可以支撑时，林徽因也要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梁思成做英文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等工作。因为李庄附近基本没有任何正规的印刷设备，梁思成他们只好自己刻蜡版石印，其中的图纸和文字印刷，全依靠人工手描，根本无法将图文直接印在纸上；装订也很困难，从折页子、修切、打孔、穿线到裱装封面都要自己动手完成。梁思成全家人都加入了这个“印刷作坊”，甚至林徽因年近古稀的母亲也成为了作坊的义务“工作人员”。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全手工制作、石印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4年出版第七卷第一期，1945年出版第七卷第二期，每期分别印刷了200册。以简陋的石印出版的这两期堪称精美的高质量汇刊，凝聚了营造学社全体学人的智慧与汗水，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持久赞誉。由于印数极少，保存至今的已经成为极品。病床上的林徽因承担了出版刊物的工作，其中一期就由她编辑。在她编辑的这一期里，目录页刊印有勘误表，足以见证其孜孜以求的精神。

　　1946年1月，在史语所告别李庄之前，石印了一套线装学术论文集，名为《六同别录》。该论文集分上、中、下三册，收录了傅斯年、李济等10多位学者的28篇学术论文，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成为史语所留给李庄的最珍贵的学术凝练，亦是这群学者关于这段光阴不可忘却的纪念。

　　关于《六同别录》的石印出版，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六同别录〉编辑者告白》中写道：“不特我们没有这钱，他们也没有这工夫，因为他们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不得已，作一局部的补救，是自办一个石印小工厂，也曾经努力过一下，仍以办得太晚，钱不够而未成功。目下只好就李庄营业的小石印馆，选些篇需要刻字、音标，而不需要图版的，凑成这一本，用石印印出。其他需要图版的，照相影印的，仍是无法办。”

　　流寓李庄期间，石印出版的学术著作还有很多。大师们煜煜不朽的学术巨作的石印出版，不仅成为了李庄文化抗战重要象征，更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中华文脉在这座小镇落地生根、播火传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