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馆里的审读员们

　　国家版本图书馆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单位的时候，也觉得十分新奇。版本馆当时的地址在北京南小街北总布胡同。前院一栋大楼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走过大楼再往里面百余步，便会看到一扇圆圆的月亮门，月亮门里那个寂静的小庭院，就是版本图书馆了。

　　小庭院里坐北朝南一溜排开的10余间平房，是研究室的审读员和几位馆长工作的地方。这个研究室实际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下设的一个审读处，人员组成基本都是从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毕业”后分配来的老同志。他们大都有相当的资历，级别也比较高。研究室内又分为文艺组和理论组两个部门，主要工作就是审读近期出版的文学艺术类图书，和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出版物。因而，出版局把研究室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工作人员取用图书的方便，与版本图书馆负责征集、收藏、管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出版物样本的主业，并没有多少关系。

　　我是复旦大学1972级中文系评论专业的毕业生，来馆后便被安排进了研究室的文艺组。为了工作方便，办公室被隔成了三个小房间。东头一间五张办公桌、五个人：北窗下坐的是原文化部艺术局专员、文艺组组长叶锋，他左面是原文化部电影局干部徐庄。南窗下三位女同志，从里往外数，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现代部主任罗立韵、原文化部干部汪应模、《电影剧作》杂志原编辑文椿。办公室中间迎门的一间稍大一些，入门右手有个摆放暖水瓶和洗脸盆的小桌。坐在旁边的是原对外文委干部潘武一。面东坐在门左边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原副社长周云深。北面靠墙一溜坐着三个人，由东往西分别是：著名影评家王云缦，剧作家和批评家杨天喜，最后一位与南窗下的周先生并排而坐的，便是我这个新入职的年轻人了。在我与周先生身后，还有一间只容得下一张办公桌的小房间。然而，坐在里面的人物并不小，是“文革”前一直担任田汉秘书的黎之彦先生。

　　限于篇幅，在这里只能对本人印象较深的几位，作一点简要的介绍。

　　组长叶锋，是原文化部艺术局的戏剧专员。他身量高大，高鼻梁，大眼睛，仪表堂堂，是从新四军转业到地方的老干部。作为文艺组组长，我们日常审读的图书都由他来布置，组里不定期的开会、学习，也都由他安排和主持。他看上去很严肃，颇有点儿官威，实际上却是个风趣幽默，待人宽厚的长者。

　　罗立韵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主任。她在10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于1937年9月3日正式成立的抗日组织——孩子剧团，并于1938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37至1942年的5年间，孩子剧团行程8000多公里，足迹遍布苏、皖、豫、鄂、湘、桂、黔、川等八省区的57个县市，演出《仁丹胡子》《捉汉奸》《火线上》等多部街头话剧，共500多场次。纪实性作品集《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是孩子剧团编撰的一部书。其中一篇署名“罗真理”的长文：《我们是怎样到武汉来的》就是罗立韵的作品。罗立韵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同志，才貌双全，为人却很低调。她衣着朴素，日常总是习惯性地披一件上衣。她性情沉静，不苟言笑，在众声喧哗的场合，你永远不会听到她的声音。但是，每当组里开会的时候，或是讨论、评析一本书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鞭辟入里的发言，总能说到点子上，令人无不点头称是。1978年研究室解散，在编审读员各归各口。罗立韵去了当时的文化部，被任命为部直属机关纪委书记。我到人文社后，曾多次在社门口遇见她，从南竹竿胡同家中走来，步行到沙滩文化部去上班，有时我们还会聊上几句。

　　文椿是江西萍乡人，是著名词家张士燮的妻子。她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四十一军文工团团员、组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及《电影剧作》杂志编辑。我到文艺组的时候，她年龄大约40岁，看上去却很年轻。1978年研究室解散后，她去了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工作，先后担任编辑、组长及艺术部副主任、主任、副编审。2010年前后，我在灯市口空政文工团宿舍附近，又见过她一面。她的头发用一条丝带扎着，肩上挎一个小包，近70岁的人了，身材还是那么苗条，讲话的声音清晰响亮，一点儿也不像个老太太。

　　王云缦，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是一位著名的影评家。他从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大众电影》《电影艺术》杂志编辑、研究员。在文艺组里，他工作勤奋而认真，很快就能写出一篇对某本图书的审读意见。他又是一个性情温和、很有爱心的人，对组里同事都很友好，即便是同我这个小青年说话，也总是和颜悦色的。办公室里打水、扫地这些杂务，他也经常会做一些。1978年研究室解散后，王云缦重返电影口，为《电影创作》的复刊，作出了很大贡献。著作有《中国电影艺术史略》，独幕剧剧本《扎紧篱笆》、《走上斗争的道路》（合作）等。

　　杨天喜是湖南道县人，中共党员。1950年从南昌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后，先是在原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担任采访员，并开始发表作品。而后，他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进报》任编辑、记者，再后来，又到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辑和组长。在文艺组里，他是最快乐的人，整天笑呵呵地就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天天欢喜。听了我的话，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1978年研究室解散后，老杨先去了《文艺报》任副编审，后调至广播电影电视部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曾任中国电视剧常委，和全国电视剧第四、五、六、七届飞天奖评委。

　　黎之彦是文艺组里最受欢迎的人。他1954年大学毕业后，就做了田汉的秘书。和几位老同志一样，他也是从干校“毕业”后，分配到版本馆研究室来的。黎之彦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上架着一副近视镜，无论长相与口音，都是典型的广东靓仔。他性情温和而腼腆，组里的老大姐偶尔会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从不生气，只是涨红着脸讪讪地走开。他不但工作认真，日常也会做一做擦桌子、扫地之类的事情，闲聊的时候，还经常会贡献一两条在厨艺方面的独门秘籍，譬如把生鸭蛋打散，加入少许姜丝上锅炒一下，会吃出蟹黄的味道等等。1978年研究室解散后，他就和在人文社工作的妻子一起调回了广东。

　　我到人文社工作后，曾收到黎之彦寄赠的一本《艺海撷英》，是香港也仕美术出版社给他出版的一部书。直到这时候，我才听说，在“文革”中盛行秘书揭发领导、子女揭发父母的年月，当田汉问黎之彦怎么不像那些无良秘书、子女那样揭发他的时候，他对田汉说：“请您放心，日子再难再苦，我也绝不做对不起您的事！”这个勤快而腼腆的人，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他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地去坑害，而且还冒着随时会发生的危险，勇敢地把一些所谓的“变天账”“黑材料”，巧妙地变着花样伪装起来，使珍贵的史料侥幸躲过了一场灾难。“文革”结束后，他又耐心细致地把珍藏多年的史料编撰起来，于1991年9月出版了《田汉创作侧记》这部具有多重价值的书。他善良正直、刚正不阿的人品和敢做敢当的峭峻风骨，令人钦敬。

　　在版本馆这个带月亮门的小庭院里，值得讲述和纪念的人物还有很多，譬如，在南院平房办公的编译室人员萧乾、绿原、黄爱等著名翻译家，篇幅关系，只能留待日后再向读者诸君汇报了。

　　然而，仅上面写到的几位长者的身教言传，也给我的人生之路涂上了一层亮丽而温暖的底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版本馆研究室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永远怀念这些善良美好，博学多识，可亲可敬的师长们。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