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远行 风范长存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部分图书。

　　2011年12月在京同出席重庆出版集团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百部学术著作出版座谈会的汝信先生（中）、徐崇温先生（右）合影。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2月27日清晨5点41分，我接到徐崇温先生夫人田娟华老师发来的信息：“兴芜，徐老师昨晚七点多走了，没有任何告别仪式，极简。我照顾他四个月，心情平静坦然，别惦记。”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我的心被强烈悲痛侵袭、淹没，难以接受！此前2月12日，我收到田老师发来先生住院的照片，告诉我这次先生住院3个月了。我一边通知集团在北京的同志去看望，一边心存侥幸：先生多次住院，这次定无大碍，像往常一样，真诚地祈愿他早日康复！……

　　距离徐崇温先生离开我们，已有6个月了。回想认识的这30多年，先生睿智、和蔼、慈祥的面容仍历历在目。虽然他已94岁高龄，但我仍然觉得他走得太早了。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无论学问还是道德风骨，都堪称一流，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师、一代人师。这位思想者的驾鹤西去，无疑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一大损失。

　　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令人景仰的专家学者，而对于我，他是慈爱可亲的长辈、知心交心的朋友、指引人生的良师、学识丰富的作者。说起我与徐崇温先生结缘的过程，还得从重庆出版社的老总编沈世鸣说起。沈总1986年4月任重庆出版社总编辑，当时的重庆出版社，虽然通过经营教材教辅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在全国没有叫得响的图书品牌。沈总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卧薪尝胆，3年改变出版社的面貌。她带领全社同仁，齐心协力，誓要做亮重庆出版社这块招牌，出版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能够传之后世的精品图书。在开会时，沈总结识了同住一屋的人民出版社编审袁淑娟同志，于是请她帮忙为我们策划一套有分量、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大型丛书。袁淑娟同志是重庆人，家乡的出版社有托，她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为重庆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大型社科类丛书，内容涵盖许多门类，包括军事、法律、哲学等。但其后袁淑娟同志罹患癌症，不久便不幸去作才得以顺利推进。

　　同时，沈总还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有了更多和先生交流的机会。那个年代，书稿都由作者和译者手写而成，每一页纸都可谓弥足珍贵，损失一页书稿便不再完整。如果采用邮寄，路途中稿件的完好难以保证，如果掉页或者损坏甚至丢失，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弥补，我们有书稿邮寄中丢失的沉痛教训！为了保险起见，肩扛背驮带回重庆是最保险的。这个“搬运”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哐当”作响的绿皮火车与铁轨，见证了我每一段往返于北京和重庆的旅途，也见证了我与徐崇温先生的友谊。

　　每次到北京住下后，我便与先生约定交稿的时间。那时先生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国社科院宿舍，1988年的夏天，北京酷热难耐，连晴高温38摄氏度。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在蝉鸣声中穿过大街小巷，把一叠又一叠厚厚的用牛皮包好、用绳子捆上的稿子送到我住的劲松宾馆，我将它们装在行李箱中，坐火车带回重庆。在这一次次的来往中，我有了和先生充分交流的机会。我们相差30多年的阅历，他却像朋友一样与我谈天说地。先生是江苏人，一口吴侬软语，谦谦君子，温文儒雅，与之交谈令人如沐春风，其思想更令人高山仰止。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更令我钦佩不已。

　　1989年9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11册得以顺利面世。当时，社会上对于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坚持，出现了观望徘徊、逡巡不前的情绪。对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理论界也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广泛辩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及时出版了。这是国内第一套专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丛书，囊括了东方的主要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代表的主要原著的译本，小部分为我国学者对于版基金资助，截至目前已出版了25卷。

　　现在想来，应该是从那时候的交往开始，我与先生建立起了编辑与作者之间最深厚的信任、友谊。1998年，我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其间的一个周末，我去紫竹桥昌运宫1号楼中国社科院宿舍拜访先生，他和田老师夫妇俩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请求先生，能够将他新的著作交给我们出版。先生二话不说一口答应：“当然应该支持你。要不是你，‘西马灰皮书’后面哪能顺利出版呢？你是大功臣！”

　　那时，先生基于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萌生了要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想法。他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数度到西欧、北美、北欧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去访问考察，同那里世，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项目还未开始便搁浅了。沈总便又找到了袁淑娟同志的爱人徐崇温先生，恳请他来做这一套书的主编。徐老师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经过考虑，他决定舍弃大的宏观规划，改为主编一套让读者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的丛书。这便是学界知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是在北京六国饭店参加“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编纂工作会上。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而先生被称为中国研究“西马”第一人，是大专家、大学者。但是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感受却是低调谦逊，没有任何架子。于是我便鼓起勇气和他攀谈，自此相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普通的作者与编辑，进而成了好友。

　　那时沈总正因癌症住院治疗，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社里出现了一些动摇的声音。当时的图书市场大环境下，学术著作征订少、销售难，有的同志认为这套书无法赚钱，打起了退堂鼓。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丛书出版进展无法推动，先生想坚持做下去，却阻碍重重。他将情况告诉我，但也只是想要倾诉一腔郁闷，叫我别告诉沈总：“她住着院呢，千万别让她再为这些事情费神了！你知道就够了。”但我思前想后，不忍沈总和先生的一番努力付诸东流，仍是告诉了沈总。沈总一听立马道：“不做了怎么行？我还没死呢！”她在病房里就立刻开会继续推进丛书的出版，丛书的编辑出版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在这期间，先生也逐渐明确了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既不能简单化地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又必须把它看作是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在10余年间出版了42卷，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对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其封面设计采用了亮丽灰色，被学术界亲切地誉为“西马灰皮书”，树立了经典的学术口碑，至今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必读的经典书目。

　　2015年11月，重庆出版社收到中宣部理论局传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的指示，重新启动“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工作，着眼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在中宣部指导下，由徐崇温先生担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先生担任主编，我社与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全国多家兄弟出版社一起，以套书的形式重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典著作进行再版，丛书还被列入中宣部“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的出版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讨论，了解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大量具体情况，更坚定了他关于撰写一本全面科学地研究和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想法。于是先生耗费数年时间，完成了他的著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并交给了我们出版社。这部著作中，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着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科学回答了与我国现实发展相关的思想理论问题，史论结合，有理有据。这本书在2006年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被中宣部等9部委评为大众阅读优秀读物。

　　其后，先生又主编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同时笔耕不辍，相继撰写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等多部著作，其间不少大社、名社想要与先生合作，并且提出了更高的稿费，而我们只是地处西南一隅的一家地方出版社，实力并不算突出。但先生将这些著作全都交给了我们出版。这份沉甸甸的信任，重达千金，亦是一位学者的真诚纯粹和重情守义。这许多年里，先生也见证了我从一个青涩的年轻编辑，逐渐成长为编室主任、副总编，再到担任总编辑、党委书记、董事长，算算至今已是相识36年。每次探望先生，聊起当年，他总是不无感慨：“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

　　而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也可以说是一粒种子，以此为肇始，重庆出版社开始了致力于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出版阵地的历程。从《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评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先生的著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大奖和省部级奖项20多项，近10种图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图书选题、“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和“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等国家级项目，是我社当之无愧的“功勋作者”。

　　更令我钦佩又感激的是，在先生年事已高时，他主动提出：“我如今年纪大了，写作精力大不如前了，你得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薪火相传、不断接续。”于是，先生慎重地介绍我认识了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为我们结识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学者做了引路人，对我社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高端作者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片拳拳之心和不遗余力地帮助，简直叫我不知如何才能够回报。作为编辑，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作者，夫复何求？人生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者，更是莫大的幸运！

　　虽不再撰写专著，但先生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年逾九十，他仍一如既往地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不间断地贡献他的思想智慧。先生整理了他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集结为当代问题研究的文集，交付给了我。谁承想，项目刚刚启动，便突闻噩耗。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至今我仍难以置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已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一想起日后无法再聆听他充满智慧的指引，不禁悲伤心痛、难以自已。

　　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斯人已逝，思想却将永远闪耀光芒，嘉言懿行，长留人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今只能聊以此文，寄托无尽哀思与怀念。

　　（作者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重庆出版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