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共建体系是新型出版人才培养之“梯”

数字时代出版人才发展分论坛现场。

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是支撑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收到编辑一审的书稿后，看到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我深感敬佩。正是因为广大编辑工作者的严格编校、细致工作，我们的科教著作在传播时才能够准确、权威、规范。”在不久前举办的2024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数字时代出版人才发展分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明高追忆起多年前著书时的感受，道出了出版业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意义。

　　在数字时代，行业求新求变的发展需要对出版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业者既要仰起头来，通达当前的行业生态与产业逻辑，让前沿技术为人所用，锤炼问题意识与前瞻眼光；也要俯下身去，牢记职责使命，把好编校质量关口，向着名编大家、领军人才的目标前行。人才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能力也是评估行业发展前景的关键要素。面对数字时代汹涌浪潮，众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出版人才培养的方向与方案，纷纷建议设立有效的激励与保障机制，联通产学研等多个领域，为培养面向未来的出版人才厚植沃土，形成人才成长与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打破壁垒 贯通产学研人才培养路径

　　“创新型出版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产学研，政企校整体联动，构建立体化人才培养体系，解决好理论指导实践和人才支撑发展问题，为企业和行业培养适应新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董事长周青指出，当前，传统出版企业人才队伍正面临数量不够和质量不高并存、人才需求迫切和产业舞台不足并存、市场化运行机制与人才成长规律不协调等种种挑战。为此，要贯通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路径，在源头上让教育体系与行业发展同步同频，让先进研究成果指导实践，让出版人才更快与产业需求接轨。

　　“数智时代的出版，是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原创精品和智能科技互为表里的新出版，呼唤着适应数智时代的出版人。”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张久珍提出了当前人才培养的3种思路，即复合型、融合型、贯通型人才培养范式。其中，复合型人才培养范式，需要业界广泛推进校企联合模式，从而实现出版教育与实践的有效衔接。融合型人才培养范式，需要从教育教学的角度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贯通型人才培养范式，就是要将专业博士培养、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结合，以灵活的教学方式培养出版人才。

　　“出版理论大家，是新时代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成要素，是以科学理论支撑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智力资源。胸怀祖国，胸怀人民，为祖国、为人民立学，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理论家的首要标准。”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方卿提出，从观照当下的时代背景看，新时代中国出版理论大家要观照新时代出版强国的新目标，观照新时代的新读者、新阅读、出版新业态。从出版学理论建构的实践看，需要注重理论的原创性，加强对中国出版实践的解释力和学术引领力。

　　“在数字化时代，国际出版人才的培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高校投身出版强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在培养国际化出版人才方面，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表示，要着眼于大格局，强调跨文化、跨语言的能力。要开放办学科，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促进国际学术交流，采取国际化、复合型、强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驾驭技术 从知识储备型人才向综合创新型人才转变

　　“人工智能的快速演变迭代，变革了知识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也重塑了人机交互的方式。出版业的本质恰恰就是知识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服务，其出版流程、产品形态、服务模式都受到了颠覆性的影响。”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伟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能力的放大器，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以促进“知识平权”，也可能加剧“数字鸿沟”，让不擅长使用人工智能的出版机构和个人能力差距被放大，逐步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为此，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积极培养更多兼具人工智能素养和使命担当精神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推动出版人才从传统的知识储备型向创新型人才转变，是新时代“人工智能+出版”产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出版业是新技术的使用者。数字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要向高处谋未来，从自我革命做起。”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表示，转型期的数字出版需要的新时代出版人才，应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敏感性，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以及对数字出版转型中新业态的调查和研究能力，应从培养目标、培养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做好整体谋划。

　　“教育出版行业已进入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创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意味着培养数字化时代下的出版人才不仅限于编辑或者是管理岗位，出版各环节所有岗位人员都必须具有数字化思维。”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谭方正表示，出版单位要通过加强人才队伍统筹谋划、加强政治能力建设、加强数字素养培养、加强研究板块打造、加强国际视野拓展、加强企业文化营造等方式，加快培养新型出版人才。

　　“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出版业，把出版人从一些繁杂的、简单的出版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出版更是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大部分信息、数据、知识等都是由出版所提供，出版业也要进一步提升高质量数据的供给和服务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蔚华认为，人工智能与出版相互成就，新的知识库、大模型语料库的建设开拓了出版融合创新空间。面对人工智能，唯有创新与创造能够与之抗衡。引领未来的新出版人才，要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同时胜任人工智能无法完成的工作，从知、情、意、真、善、美等角度，展现出版人优创、优选、优化、优传的能力。

　　完善机制 为培养“年轻化”名编大家构建优质生态

　　张元济、邹韬奋、叶圣陶、周振甫……出版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璀璨群星，为推进我国图书出版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新时代新征程上，攀登出版高峰同样需要出版大家的引领。针对行业内存在的“传统编辑离场、技术压力到来、岗位后继无人”的现象，众多专家提出，要从构建全环境育人生态的层面入手，通过出版企业战略与行业规范制定，推动名编大家的养成逐渐“年轻化”“系统化”“专业化”。

　　“建设文化强国，繁荣出版事业，必须集天下英才为出版所用。要培养编辑出版大家，首先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完善经营保障机制，给予文化情怀和编辑理想足够的尊重和保护。”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表示，为打造出版人才优质生态，针对目前重管理、轻专业，以行政业务领导取代出版名编大家作用的现象，可以把行政领导和专家区别开来，把出版名编大家的基础薪酬和绩效考核区分开来，重视对出版名编大家的推荐、提拔、任用，发挥名编大家在重大出版项目、出版产业当中的引擎作用。

　　“培养出版名编大家，不仅是技术和资源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生态和战略层面的问题。产学研体系的共建是中国出版业转型和转化的关键，也是培养出版编辑大家的重要抓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教授周荣庭举例，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展开深度合作，共建新媒体研究院，10年间孵化5个科研机构、15家企业，同时培养了70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周荣庭认为，面对挑战和机遇，学界与业界要继续加深一体化项目设计，探索和实践新的商业模式，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为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也认为，塑造新时代的名编大家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个主体、一个领域可以独立完成的工程，而是需要多主体协同发力，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大对于出版人才政策的倾斜，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从政策支持、项目支持、教育培训、评价、奖励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探索与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加强学科建设，完善出版机构培养机制，搭建编辑成长之“梯”，为编辑主体提供终身学习的平台。

　　叶圣陶先生曾指出，“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二者承担着共同的使命，都是在启迪智慧，塑造灵魂。“从编辑主体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出版从业者，首先要有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做到信念坚定、厚植情怀。”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日春认为，从业者自身要在保有职业精神的基础上，同时具备更加专业的职业素养，致力于成为专家型、学者型的编辑，也要具备更加开放的合作精神，做到视野开阔、兼容五湖四海。

　　“当内容生产方式改变以后，出版业的底层逻辑被全部改写。在专业领域、思想领域，以及在历史和传统中挖掘出新的知识理论的能力，会成为未来出版人安身立命的关键。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对于名编大家的评价体系也需要改革。”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指出，当前，名编大家的形态不再单一，出版单位要厘清企业主体的战略方向，快速介入培养细分领域的名编大家和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发展机制和上升渠道。在数字时代，我们要始终警惕技术对人的异化和同化，不致使文化多样性因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趋于单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