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化传承类辞书的编纂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着眼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传承类辞书编纂出版彰显着出版业的责任和担当。出版方必须牢牢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秉持初心、坚守匠心、着眼民心作为着力点，打造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文化精品，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秉持初心：传承文明 讲好故事

　　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点的文化传承类辞书作为重大出版工程，对凝聚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共识和力量至关重要。

　　一是聚焦责任使命，切实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任务。在文化传承类辞书的内容编纂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贯彻好党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体现出版物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编纂《大运河文化辞典》（八卷本）的过程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辞书编纂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展现出中华文明正向现代化迈进的精神风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时代烙印，联通古今，展示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得到保护、传承和利用，从而焕发青春、古为今用。

　　二是传承文化本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传承类辞书不仅要记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有挖掘文化内涵、展现民族精神的担当，有力推动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夯实文化建设根基，奠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编纂《大运河文化辞典》之初，首先明确的问题便是运河文化的内涵，这个根基决定这部辞书编纂的性质、主题和范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依据中共中央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深入理解文件中关于运河文化内涵的三个方面：遗存承载的文化、流淌伴生的文化、历史凝练的文化，继而把这些文化内容分门别类地转化为条目，形成系统讲述大运河文化的知识框架，展示、阐释、传承和弘扬大运河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辞典》的核心价值。

　　三是要坚持人民导向，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文化传承类辞书必须坚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编纂导向，一方面人民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人这一主体，因此要充分体现人的作用和价值；另一方面辞书的内容要反映人民意愿、满足人民期待，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成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

　　坚守匠心：精益求精 质量为要

　　文化传承类辞书是文化性、知识性、功能性突出的出版物形式，要想打造经典之作、传世之作，在组织编纂出版过程中，就要树立精品意识，把握好辞书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

　　一是广泛吸收成果，全面展示风貌。辞书编纂不是学术研究，亦非专著创作，而是以掌握海量资料和已有成果为基础的。《大运河文化辞典》搜集使用的资料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以古今志书等典籍和大运河申遗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学术文化界已出版的有关大运河专著和系列图书中的研究成果；博物馆、图书馆、文史馆以及民间收藏中与运河相关的资料；权威新闻媒体、网站有关大运河报道中经过核实的资料；编纂人员实地考察的资料等。这些资料古今兼具、雅俗皆有，是辞典成书的依据，是得以多层次、全方位挖掘和展示本领域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基础。

　　二是注重内容编排，突出文化亮点。辞书编纂的显著特点是“选”，选主题侧重、选条目设置、选内容重点，旨在求真、求实、求精。就《大运河文化辞典》来说，如何科学展现运河文化的三大内涵考验着编纂者的思路与能力。我们的理解是，遗存承载的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运河文物遗存和其他关联遗存所承载的文化，是千年历史的真实印记；流淌伴生的文化是指以“人”为基础的、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至今仍然影响沿线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力量；历史凝练的文化是以思想精神为基础的大运河数千年形成的文化思想精髓和价值观念，是一种精神特质和价值判断体系。明确了内容重点后，才能在编选编排上分类选择、抓纲带目、顺藤摸瓜。分类选择，就是把前期搜集的资料按不同类型分类，在条目选定时不遗漏重要内容；在比较中突出主要内容，防止本末倒置；编纂者分工合作，提高编写效率和条目质量。抓纲带目，就是抓住中心环节，对大运河来说水道就是纲，各类运河文化都是由它而生、随它而来。顺藤摸瓜，就是顺着特定时空的水道变化理清特定时段运河文化的特点和亮点，为条目选定提供线索和依据。

　　三是精心编校把关，确保内容质量。辞书作为文化类工具书，对内容的准确性、权威性和语言文字的精准性、专业性有更高的要求，因此相较普通图书，更要严格内容把关。我们在编纂《大运河文化辞典》过程中的体会是，首先要请相关权威部门把好顶层设计关，即要以党中央和国家有关政策为依据，做好规划设计，比如有关部门对该文化领域印发的规划纲要、官方文书等；负责组织编纂或出版的主管主责部门，要对辞书编纂工程起到提纲挈领的把关作用，把好政治高度和主题深度。其次是聚拢一批业内学者，尤其是对该地域、该领域有研究的学者，在辞书编纂出版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有重点地请专家们补充、核实、把关，使内容更完善、更权威。再次是把好编校关，出版社必须要配备专业的精兵强将，精心编辑，精雕细琢，按照辞书规范用心打磨每个条目，让稿件更加精美、优良。

　　着眼民心：深入浅出 方便实用

　　出版工作只有把服务满足群众需要同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才能确保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为人民服务，具有持续生命力。通过明确《大运河文化辞典》的受众与功能定位，我们认识到，文化传承类辞书是工具书，也是文化普及读本，读者对象多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众读者，所以要把辞书的知识性、文化性、实用性、服务性相结合，作为编纂出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做好内容服务。在知识层面上，文化传承类辞书反映的不是关于某文化领域的学术性、探索性、争议性的知识，而是已有社会共识、历史定论的基础性知识，辞书条目释文对专业知识一般点到为止，避免大段引用古籍经典，不做专业性、探索性叙述。在表述方式上，不是普通论著中的论述、推理、求证，而是写实、展示、叙述，文字和图片要尽可能精美、巧妙、文雅，但不追求形式美、艺术美，而是应准确、简要、通俗、易懂，尽可能使用大众化语言，避免过多引用专业词语。

　　二是力求方便实用。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应设置合理便捷的检索系统、参见系统和内容分析索引。条头词应便于检索，尽可能使条头词名词化，并具有一定的词频率；释文设计参见系统，释文中涉及其他条目的内容互相呼应，便于读者按图索骥，进行进一步查阅；释文中对有解释的小知识主题设内容分析索引，丰富扩大辞书的知识容量，让辞书知识体系更系统、更全面。

　　三是呈现新的形式。当前，多形式出版、多平台传播、多渠道发行的融合出版新业态蒸蒸日上，多种出版物在融合出版场域圈粉无数。文化传承类辞书出版要树立全媒体传播意识和媒体融合思维，学习研究融出版的新概念新技术新知识，根据传播平台和受众特点，对辞书庞大的内容做多种形式的分解和延伸，适度进行多种碎片化的转化和传播，以更具活力、更快捷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同时，依托辞书海量厚重的内容，与有经验的平台方合作，搭建主题性的数据库，实现一种内容、多种形式、多样开发、多元传播，增强文化传承类辞书的经典性和传世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传承类辞书作为重要文化工程形式之一，肩负着新的文化使命。要以秉持初心为根，坚守匠心为要，着眼民心为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书写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篇章作出努力和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