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文学的审美意蕴

　　近年来，文化散文或大散文、新散文的写作实践方兴未艾，有的洋洋洒洒动辄几十万字，或是寻根文化的考察报告，或是个人经历的全面回眸，或是历史人物事件及古迹的演绎考证。有的以千字文纪行，把人生中的轨迹和自娱自乐的心情记录于此，作为一种生命成长年轮的印记，朱湘山的散文集《苍烟》和《微烛》就是这样的作品。

　　行走文学的审美价值，是该文体能否获得广泛传播与持续赢得读者青睐的重要条件。当然，其思想性和文学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文学性的核心要素，是其审美价值。下面，主要就作者的两本散文集的写作特点谈一点看法。

　　互文写作的尝试与创新，是该文集的主要看点。

　　所谓“互文写作”，正如有些评论家所指出的，他的行走散文具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和散文诗的特质，且将这样几种文学体裁加以糅合、贯通、融化之，拓展了这几种文体写作的边界，给人以陌生而熟悉的感受。

　　比如作者的《渔火》《通顺河》两篇文章，更具有报告文学和小说的特征。前者是对于海南文昌市渔民吴增芳的采访记，后者是对于湖北仙桃彭场镇疫情之初的“防护服”生产之战役的全景素描。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皆到，以记者、观光者和作家的身份，深入现场，耳闻目睹，询问笔录，写作中以事带人、以人成事，既讴歌了一名普通渔民及其家庭的生活图景和变迁史，也从一个侧面为中国3年“抗疫史”留下了一段众志成城无私奉献的备忘录。

　　这些文章，其情节的蒙太奇手法交错回放，细节的特写镜头放大，对话的简洁干脆，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地域环境与氛围的交代，议论抒情点到为止，使读者觉得在欣赏一部影视剧，受到其感染而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另外，作者的散文开头与结尾，大多数是以环境和景物的描绘而见长，较好地渲染了气氛，交代了背景，以诗画的意象描述切入主题，引人入胜，具有散文诗的意境与魅力。

　　在场意识的历史还原法，让古今人物的性格特征、形象动作、功过评价立体地矗立于历史教科书上。

　　这里，重要的是作者的想象力、联想力的应用及其形象思维的点铁成金之术。作者深谙此法的妙用，会给隐形的文化遮蔽带来显性的文化透视，即还原历史的真相、复活人物的本性。当然，这些需要有真实的史料或物证作依据，而不是天马行空凭空想象。如《杏花疏影里》和《京华一梦》两篇文章中，作者在考察北宋都城汴梁的遗迹时，借助于史料、传说和诗词的佐证，以“靖康之难”“庆历新政”为历史线索，以汴河、御街、相国寺、府衙、杏花等实物为媒介，将亡国之君赵佶的逃难之举、范仲淹的数次被贬谪之路，描述得栩栩如生：有时间、地点、人群、背景、心情、诗词评价和个人感受。

　　同时，作者还联想到同时代的苏轼、岳飞、王安石、陆游、包拯、欧阳修和辛弃疾等人的际遇与功过，一种感叹便应运而生：“千百年来，我们总能从故纸堆里触摸到人性的温度。因为，在那些充斥着变革、争斗、成王败寇的文字后面，英雄的光辉与伟大将永远存在，不废江河，万古长流。”诚哉斯言！

　　应用多种表现形式和表达技巧，将行走之路的枯燥、疲惫、孤独和困顿，转化为一种文字的温暖和精神的愉悦。

　　行走散文的独特魅力，是在记叙、描写、议论和抒情的基础上，应用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对比、借代、象征、通感、反复、移情、设问和反问等修辞手法，为文章的构思添彩，为人物的再现描红，为情节的精细铺垫，为主题的升华张本。否则，干瘪的文字味同嚼蜡，难于赢得读者的青睐。如在《乌蒙雨》一文中，作者第二次拜访他的大姐居住地——贵州纳雍县城。他写山崖上的松柏：“挺立在一座禅寺的周围，粗粝的根须如化石一般扎根于石缝，盘旋于累累山石之上，坚硬、孤独、冷峻，庞然如鹰，一切源于自身的坚韧。”这里两次“化石和鹰”的比喻，是对松柏内在品格的赞美，也是在暗喻当地人们的一种精神和情怀。“晚风有些甜，送来葫芦丝演奏的芦笙恋曲”，这种触觉与味觉的通感应用，礼赞了彝族人民世代筚路蓝缕的开拓与守望精神，也倾吐了作者对于“天堑变通途”时代巨变的个人感受与心情。“风在车后面追逐着我们，像是依依不舍地挽留，车窗外，芳草举着晶莹的水珠，在风雨中坠落”，拟人的应用，将“风和芳草”的情态表露得纤细毕至。至于排比句的应用，更是随处可见。

　　总之，作者行走散文的可读性，在于其文本语言风格的清新、亮丽、通透和优雅，因此也就展现了其思想情感和文章内涵的深沉、绵长和繁复的境界，其审美价值也就可见一斑了。

　　作为一篇篇行走散文中的“沉思录”，作者似乎达到了其目的。尽管其文章的标题大多数是以古典诗歌的意境或意象作为首选，或以某个地名景物开篇立意，充满了诗画的美感、象征的表达和悬念的诱惑，但是，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文章“第一眼”的吸引力，即标题应该是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暗示。

　　（作者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