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人应抓住机遇不辱使命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古籍出版人看来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装再出发的号令。在此前提下，古籍整理出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10位古籍出版人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畅谈了他们的想法，并表示要抓住机遇、不辱使命。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为建设文化强国，特别是实现出版强国的路径选择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大大提升了文化创作生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在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体融合趋势前提下，古籍出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传承方式，将迎来深沉强劲的新转向，迈向多元的新空间。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与古为徒，而是要出古入新。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将更加关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关注青年一代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将传统文化经典从古董架子上搬下来，融入学术，融入文化，融入生活，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高克勤：由于年代久远，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古籍在时代背景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距离。我们要创新传播手段，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当今能接受的语言阐释经典，大力推动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为当代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扫清阅读障碍。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肖启明：如何让以古籍图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进而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处理好这一关系，我认为古籍出版社首先要处理好自身的定位，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自身品牌特色的同时，更加理性务实；在把握政策红利和有利外部环境的同时，更加贴近市场。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习近平总书记从5个方面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阐释。尤其是将“第二个结合”定位于“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认为“第二个结合”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都达到了新高度，更是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对我们从事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的人来说，讲话提供了更宏阔的视野，提出了更高远的目标，古籍出版前景广阔。

　　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我们要紧紧围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线，立足专业出版，勇于在思想性、现实性、标志性的出版项目上发力。我们同时要努力探索古籍出版的大众化、市场化可行之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走进千家万户，实现古籍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敦煌，我心向往之。”近两年来，浙江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敦煌学家荣新江的《三升斋续笔》、刘进宝的《敦煌学记》、柴剑虹的《敦煌学十讲》，虽然这些都是“小书”，却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外，浙古社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由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担任主编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精品，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担任主编的《向达全集》，明年都将与读者见面。

　　辽海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柳青松：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明确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获得社会的空前关注，这对有志于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具有极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就出版事业而言，这些利好为出版业特别是古籍出版单位引进青年编辑、吸纳新鲜血液、实现出版队伍的持续发展壮大提供了极佳的机遇。

　　黄山书社社长葛永波：党和国家重视古籍的保护利用，无疑为古籍的保护、整理、出版提供了重大支持和推动。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更加坚定了保护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古籍出版乘上了浩荡春风，必将由“高原”向“高峰”攀登。

　　广陵书社社长、总编辑曾学文：古籍整理出版是功于当今、利在千秋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对稳健发展的出版业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更大的责任。我们必须加快推动古籍人才培养、规划实施、精品出版等工作，进一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