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书写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博物院研究馆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

　　故宫这座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里，装着王朝历史，载着文化密码，也蕴藏着丰厚宝藏。

　　“九一八”事变后，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故宫博物院研究馆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他的新作《故宫文物南迁》更是选取了这座宫殿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该书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并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再现90年前“故宫人”壮举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举足轻重的一段历史。“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90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身为作家的祝勇坦陈，自己是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的《故宫文物南迁》。

　　对于祝勇而言，自己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就很关注“故宫文物南迁”这个主题，他创作这本书，是从2019年一直写到2021年，“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也算是水到渠成，因为在这之前我翻阅过很多史料，沿途的很多地点都已经走访过，而且有的地方走了不止一次，都比较熟悉，所以用两年的时间把之前积累的资料完成了一个综合的非虚构的历史著作。”祝勇说。

　　这一次，祝勇试图打捞起故宫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人与事：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他再现的，便是90年前那场“故宫人”的壮举。“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要感慨前辈们这种精神和他们付出的努力，包括在整个过程中很多具体的故事和细节。”祝勇说。

传承工匠精神与文化担当

　　故宫文物南迁，在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牵动了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者的心。“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不过，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正如祝勇在后记中写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也感慨并敬佩着“故宫人”身上所肩负的文化担当。他们的血泪与牺牲是真实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从此如断鸿零雁，一去不回……这些青衫磊落的故宫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伟岸，他们在故宫的浩瀚烟云中永远值得被我们看见，被历史铭记。

用文字构建一座“纸上的故宫”

　　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书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

　　扎实丰厚的积累才能成就一部带给读者的有力量的纪实文学。“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祝勇说。据了解，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随着这次专程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90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渐铺陈开来，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在他的笔下，书中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而且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如讲故事、场景转换等。

　　“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祝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祝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