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功业不须看，读报办报亦陶然

　　最早接触报纸、阅读报纸是在上小学阶段，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报纸远没有今天这么多，日常见到最多、最权威的就是“两报一刊”中的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就是各省的省报，部分城市的市报。当时父亲工作的县食品厂，除了订有《人民日报》之外，还订了《光明日报》以及省报。和《人民日报》相比，“光明”除了同样有重要的时政报道外，还有文、史、哲及科技方面的内容，并且办有一个版面的《东风》文学副刊，时常刊发些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笔精彩优美，所以比较对我的胃口。

　　起先，我只是隔三岔五地在放学后或星期日等时段跟着父亲去厂办公室看这几份报纸，看着看着就上了瘾，我便惦记着天天都能看。一是因为那时课外读物十分稀少，家里的连环画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身边小伙伴的图书也都传阅了好几轮，再没啥新鲜感了，只有这些报纸不断地传递着新的消息及知识，能满足一下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二是这几份报纸上时不时刊发的那些精短的文学作品，对我写作文很有帮助。为了满足我的这点愿望，父亲在请示厂领导同意后，每天下班时将当天的报纸带回来，让我看完后第二天他再带回厂里去。

　　日子在报纸的一来一回中悄然而逝。1975年春天随全班同学一起转入县中学开始读初二。升学标志着知识面有了拓展，求知欲也随之强盛，突出的表现就是课外阅读的自觉性剧增，像饥饿的小猫四处寻找食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搜寻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都成了美味的精神佳肴，报纸自然是一道滋味特别的文化大餐了。

　　在这样不断增长的阅读需求面前，父亲单位读报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那几份报纸一时间也洛阳纸贵、供不应求了，以至于父亲不能保证每天都能带回报纸让我阅读。于是，在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看完了父亲带回来的报纸之后，我尝试着向父亲提出了心头盘算已久的念头：我们自己花钱订一份报纸吧。父亲似乎对我的建议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没有像平时那样，在需花钱的事上总要斟酌再三，又往往以一句“再等等吧”先应付过去，最后不了了之，而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只是问我想订哪一种报纸。

　　在对比了订阅费用并将各个报纸内容与我需求的适配度进行衡量之后，我提出订一份《光明日报》。父亲表示赞同，给了我一张10元大票，第二天我便去了位于城中心十字街西北角的县邮电局。受经济条件的限制，那个时候公民私人订阅报刊的情况并不多见，算是一项比较超前的消费行为，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办完订阅手续后，邮局的工作人员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老子真舍得下本钱哩！显然，在别人眼里，对于一个全家五口只靠父亲一人每月不到40元工资生活的普通家庭来说，花好几块钱订份报真算得上是既奢侈又浪费了。而父亲却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令人钦佩。许多年后我彻底明白了，这其中除了强烈的慈父意识、父子亲情，更重要的是父亲有着发自内心对知识、对文化的那份尊重和敬畏。

　　报纸是我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之前，我是站在别人家的窗口向远方眺望，而从此，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窗户，无论是丽日晴天，还是阴雨迷蒙，我随时都能从这扇窗户看向远方，而不同的风景又给了我不同的感悟和启迪，激发起学习和生活的动力。

　　初中到高中的几年时间里，这份《光明日报》和父亲单位订的报纸一起，一天天开阔着我的眼界，丰富着我的知识储备。如果把它们比作美味的正餐主食，那么，县邮电局门外的灯光阅报栏，则不图回报地时时给我补充一些文化及时政信息的精致“点心”。

　　阅报栏位于县邮局的大门两旁，近两米高，共两组，每一组有四格，可以同时完整地呈现两份报纸的版面。小学时我需要踮起脚尖扬起脑袋，挤在一排大人身后，目光穿过他们肩膀之间的缝隙才能大概看到报纸。加上那个时候阅报栏还没有配备照明装置，只能在白天光线明亮时才能阅读，虽有些费劲费力，但读报人却是乐此不疲。等我读到初中，阅报栏经过一番整修，面貌焕然一新，还装上了日光灯，让读者白天晚上都可以轻松地看报了。而我也长到了几乎可以平视阅报栏的高度，每每经过这里，总要停留一下，在明媚的阳光下，或在柔和的灯光里，读一读张贴在里面的报纸，给自己“加加油、充充电”。多年以后，每次从工作居住的城市回到家乡，我总要去街里转一转，寻访那些留在记忆深处的风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寒冬，我一个人撑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漫步街头，在寻寻觅觅的一瞬间，看见那两排阅报栏依然伫立在原地，心中顿时涌起一种和亲人久别重逢的激动和欣喜，静静地站着看了很久很久。既是在读报，也是在读阅报栏，更是在读岁月、读沧桑。

　　在那个与报纸初次接触直至几乎朝夕相伴的年月，我没有料想到此生会和报纸结下更加深厚的缘分，使报纸成为我人生交响乐中主题鲜明的旋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读报到办报，似乎须臾没有停歇。套用东坡先生的话，可谓是“问汝平生功业，读报用报办报”。

　　大学读的是中文系，那是在彩色的作家梦的激励下拼搏奋斗出的结果。然而进校后的第一个“创作”活动，竟然是做一份报纸。虽说这只是写作课的一次作业，但年轻的我们还是使出浑身解数，从报名到稿件、从版式到插图，都力图作出可以得到“优秀”评判的效果。全班40多名同学自愿组合成10多个小报社，我和刘同学、张同学合作，以刘同学的创意为路径，办的是一份《璞报》。刘同学的解释是这是一件可以打磨成美玉的材料。既是一种谦虚，又透着一份傲气，完美地呈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豪迈。

　　然而，日后的职业生涯里，两位合作者根本没有从事报纸甚至和报纸沾边的工作，并且全班同学中，也只有不到10人成为职业报人。而我便是这其中一员。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是在一家高校的校报编辑部。那时的“校报”还被叫着“校刊”，似乎有些不入新闻界尤其是报界正统主流的法眼。但我不为所动，只顾埋头耕耘，默默地在这块阵地上坚守了10年光阴。这10年，是我与报纸的情愫越浓越盛的10年，是我将数年所学付诸实践的10年，更是我新闻职业生涯从零起步并积累经验和能力的10年。办报所需要的一切技能都在这10年中得到了开发、培养和提升。除了没有在印刷厂里捡铅字开机器，其他的各个环节都一个不少地亲手参与过。采访、写稿、编稿、设计版面，画尾花题图、拍照洗印，和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校报工作者一样，完全称得上是报业的“全能选手”。

　　时间走到20世纪90年代，报业迎来一个大繁荣时期。传统的老牌报纸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引导舆论，助推社会变革。应运而生的各类新兴报纸也招兵买马，精神抖擞地加入到服务社会、服务时代的行列中。我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一份关注“三农”的行业报，踏上了报业生涯的新征程，跋涉、攀登，直至花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