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得与认领

　　人到一定时候必须认得诗，因为诗有志于开辟的始终是一个勇敢的、不服气的、特异的新世界，承载着人类的玫瑰与星辰、大海与天空、圣洁与骄傲、自信与审思、悲伤与幻想。不认得诗，意味着你的生命中尚缺少真正发现的勇气，又一次证实了灵魂的不完整性。

　　诗天然具有唤醒的功能，是生活赋予的，是灵性的力量所在，即使枯坐书斋研读，也会接受到诗句中独特气息、神韵和为诗之道的熏陶启发。而当我试图在乡野，在城市水泥森林里，在拥堵途中，在与人的交谈交往中，在对万物的观察中，去接近诗性，主动去捕捉可言说与不可言的一切的时候，我便会获得一种享受之美。

　　我终于意识到，诗所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毕竟是要在热气蒸腾的现实中萃取的，只有张开眼睛，竖起耳朵，运转大脑，克服自己，才能很好地感知生活中的诗意；主动穿越变化、纷繁，领悟脆弱、坚硬或固执，时时意识到与人们一起参与的劳作才是真正的劳作，与人们共同思考、欢欣和苦恼，才能安抚浮躁，从而找到承载诗的语言、意象和情感。

　　因此我赞同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的：“诗人并非命中注定地要比从事其他工作或职业的人高明。我常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要完成既高尚又平凡的工作，作为公共义务，他每天都要和面、装炉、烘烤、送货。”他说得没错，只有沿着这条普通人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才能使诗歌重返广阔天地，这是人们为诗开辟的天地，也是我们在当今时代为自己精神王国开辟的天地。

　　我意识到自己的劳作与无数人的生活具有同样的价值，于是心生一种渴望，有意去衡量诗，寻找伟大经典诗意之所在，以及诗对自己的启发。我时时提醒自己，被无数的人们记住的诗，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伤痛，蕴藏“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无奈，也具有“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般的喜悦。

　　诗有需要我们包容的怪癖，它始终是创造的结果，往往在孤僻、静谧或充满离愁别绪、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才有幸觅得好诗。诗的敌人说到底是诗人自己，是感觉迟钝、判断力下降，是目光被媒介、网络与大众社交工具所遮蔽，或对既往庸常和惯性的不自知，随大流，赶风潮，走捷径，将自己等同于水龙头，准备随时随地“拧”出诗来。里尔克曾经提醒诗人，要敢于自省，问问自己是不是“非写不可”，他说：“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他告诫诗人要不断地走向内心，探索生活发源地的深处，在发源处找到问题的答案，当自己必须“创造”时，才拿起笔来。写诗的人需要把每一次写作都视为一次独特创造过程的延续，不搔首弄姿、无病呻吟、浮光掠影、为写而写。

　　“山峡里古老的松树/没有山顶上小草接受阳光的机会多。”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小草”，可能正在等待我们去施与阳光，但阳光必须是纯正而充实的，而不是空洞、芜杂、凌乱和拼凑的，就像艾青说过的那样：“今天的诗人写三峡，应该同李白写的三峡有区别。如果没有写出自己看三峡的新的东西，那就不要写，多印几份李白写三峡的诗就行了。”

　　认领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好的诗人以打破常规为志业，超越前人，敢于捐弃他人，诗人必得全身心地热爱生活，或者一心一意地反思生活，将自己的骄傲与自以为是的特权放在一边，省思他者与自身境遇，心怀浩淼，向往卓异。

　　诗人需要以一种超出于一般文学语言之外很高的语言，去匹配诗，与文体达成默契，正如法国诗人让·贝罗尔所说：“诗的效果，诗一种作用于语言的效果，一种对语言的特殊审视，是从各方面拨弄语言，是语言的一种翻滚，是语言的培养基。”优秀的诗人总是致力于找到诗的语言的色彩、调性、节奏。

　　诗人的想象力应高于他人，别人能向上五百码，诗人起码要能高到五千以上。诗以少胜多，以弱搏强，以具体超越具体，激发活力，回归本真。

　　认领诗同样意味着要以诗去探索世间奥秘，波兰诗人辛波斯卡说诗人要敢于说“我不知道”，世界于我们而言，未知的已远远超过已知的，那些普遍的、显在的、太阳之下无人不晓的东西，诗人应有意回避。

　　诗人不一定非要成为所谓的代言者，有时孤独会成为解救诗人的力量，促使诗人以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遥远、微妙、独异的一切，去接受如瓦雷里所说的“舒心的折磨”的命运。我以这些尚不成熟的诗句，暂且去为自己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对天真的结局严阵以待》梁鸿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