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传统文化“两创”的具体实践

　　□刘晨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因此整理儒家经典、注解儒家经典，为儒家经典的现代化阐释提供权威、典范、精粹的典籍文本，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奠基性工作和重要任务。

　　中国经学史是中国学术史的核心，但历史上创造的文本方面和经解方面的辉煌成果，已大量失传。比如，西汉是经学的第一个兴盛期，除了当时非主流的《诗经》注本《毛传》以外，其他经师的注释后来全部失传了。东汉的经解只有郑玄、何休等少数人的著作留存下来。再如南北朝至隋朝兴盛的义疏之学，其成果仅有皇侃《论语疏》幸存于日本。

　　10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努力搜集影印了多种珍贵版本，但是在系统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把幸存于世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经解成果以及早期经典文本收集起来，系统地影印出版，我们规划了《儒典》（山东人民出版社）编纂出版项目。

　　《儒典》包含经解、义理、志传3个分典，共1816册、4789卷，宣纸线装，作为对儒家经典的一次精选和萃编，集合了历史上儒学文献经典著作的优良版本，集中体现儒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脉络，为文化学术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儒家经典代表性版本、儒家经典注释的代表性成果、儒学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和儒学人物的师承传记。《儒典》编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儒典》编纂的必要性。儒家经典主要是围绕孔子编订的“六经”所形成的经学阐释、解经系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渊薮，而且十三经作者大都是山东人。由于战乱等原因，历史上形成的经典文本和解经方面的辉煌成果大量失传。因而，编纂《儒典》，精选幸存于世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经典之作呈现给社会，传之后人，既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当代山东人应有的历史担当。

　　二是《儒典》编纂的权威性。在儒学经典的选录上，《儒典》注重早期经解成果以及早期经典文本，尤其注重唐、宋刊刻本的选录。在此过程中，努力搜集国内外善本、孤本、珍稀抄本，全面比较、甄选，确保版本最优。

　　三是《儒典》编纂的系统性。《儒典》着眼于儒学主干典籍，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儒家经典早期代表性版本、儒家经典注释的代表性成果、儒学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和儒学人物的师承传记，比较系统、全面地呈现了儒学经典的历史面貌。同时，在儒家经典中，“五经”是主体，“四书”是灵魂。编纂《儒典》，就将主体和灵魂高度融合在一起，避免了按人物、按著作分类选目的弊端。

　　四是《儒典》编纂的现代性。《儒典》不仅有保存价值，更重要的是有当代的使用价值。一套《儒典》在手，两千年儒学之精华尽在其中。在此基础上，通过校点、注释、翻译、解读，即可转化为当代人的精神食粮，让经典普及大众，让学术走向民间，让优秀文化传统永续相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典》的出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具体实践，相信对学习研究、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