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伦理与数字法治相辅相成

　　当下，数字法治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已经有舆论把这个任务提高到了宪法意识的高度，认为按照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要思考一下宪法实施新的范畴在哪里。答案就是，新的重点之一应该指向数字领域，因为这里是生产生活的最前沿，也是最为活跃的法律行为是非地。

　　人们大声疾呼数字法治，无可讳言，其背景就是数字领域的乱象已经危及到公平正义，甚至反噬到数字产业本身。数字领域的邪恶势力好像斯芬克斯之谜中的那个怪兽，作为用户的你回应了它要吃你，回应不上来它也想要吞你，但是一旦做过头了，怪兽自己会因为人们的摒弃和自我羞愧而自陷绝境。

　　法律与伦理的不同步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法律可以滞后于现实出台，也可以加快制定和实施步伐。这些年我国相继颁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立法和修法之速度和力度值得称道。而伦理则不同，它无法用条文化的方式、用颁布型的措施、用强制性的办法来予以实施。因此，伦理之软的一面，在层出不穷的数字乱象面前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但是，数字领域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终极领域。历史告诉我们，从古代的法家强调严刑峻法，到当代的铁腕扫黑，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或一法那是一厢情愿，因为植根于社会丛林中的违法根系太长了，斩掉地面的还有地下的，旧年锄新年长，这种态势与利益相关，有利益就有违法。

　　我们讲良法善治，其良其善都是基于伦理的判断。这条伸向民间的链条虽然没有成文法那样的形态，但是公道自在人心的道理人人都懂也都认同，这就是比有形的法律规定更具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如同一棵大树散布的根须，汲取大地的营养，有着不竭的生命力，其协调人际关系的内在作用具有持久性，也更有民间性。

　　中医施治讲究辨证，用药分为君臣佐使，缺一不可。在当下的数字化大潮中，数字化可以助民和治民，民亦应该反过来治理数字化。法律是强制的特性胜于协调，而伦理的协调之能量虽不具强制性，但它基于普遍善良和维护善良之民愿，其平台性托举的力量无可替代。

　　数据权力的滥用是公害，目前这种赋权非常泛滥，因为技术还在快速迭代，赋权的边际无涯。在此情况下，想要用一两部法律将数据权力完全有效约束还不可能。所以，综合施策，法治与伦理相互辅佐，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基于目前态势，数字伦理亟须加快建设与普及步伐，不能落后于数字法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