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把脉献策

　　□本报记者 左志红

　　在中国知网上，以新时代10年为刊发时间范围，可以搜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何明星撰写的近50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与文化走出去有关。何明星沉潜业界和学界多年，对文化走出去尤其是出版走出去有深入研究。围绕中国出版业这10年来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的成就、问题与对策，何明星接受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

　　一问：10年来，我国出版业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何明星：10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一，在中国主题图书对外翻译出版方面，出版了具有一定世界影响的品牌图书，能够覆盖英语、西班牙语等世界主要通用语和相当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通用语。第二，在中国出版物全球发行渠道建设方面，基本形成一个以中国出版物互联网书店为主，同时通过大型国际书展和地区性书展、海外华文图书展销等活动与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实体书店互动的发行网络。第三，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逐渐缩小，从2012年的2.20∶1逐年收窄到2020年的1.02∶1。第四，在本土化发展方面，除长期从事对外出版的一些国有主流出版企业之外，一些地方出版机构、民营公司也纷纷试水海外本土化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

　　二问：10年来，主题图书走出去有什么特点？

　　何明星：10年来，主题图书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品类。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主题图书在国际出版市场持续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出版机构与世界知名跨国集团合作，在重大节点翻译出版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最新成果图书。中国主题图书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张亮丽名片，初步实现了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

　　三问：文学作品是出版物走出去的一大类别，当前文学出版走出去是什么状况？

　　何明星：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根据世界传播范围（图书馆收藏数量）、海外主流媒体展露和读者评价3个维度的统计，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走向世界舞台最为亮丽的名片。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幻文学作家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与世界顶流科幻作家齐名，并受到大量海外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曹文轩等一批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不仅翻译语种逐年增多，覆盖国家、地区也逐年增多，并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性题材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式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文学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与之相比稍显不足的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中国当代主流作家作品，在海外本土化出版、外译语种、海外读者互动等方面，尽管相关机构做了很多努力，仍旧存在一定的差距。

　　四问：你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什么建议？

　　何明星：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需要在3个方面作出调整与改进：第一，将大量在世界各地长期生活、工作的华人和海外华裔的文学创作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即充实原有中国文学的内涵；将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外国作家用不同语种创作的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即放大原有中国文学的外延。第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组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期刊，类似曾经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英文版、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第三，组建一批能够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世界通用语撰写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

　　五问：在图书走出去的同时，如何做好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

　　何明星：数字产品走出去是未来中国出版是否能够承担起加强中国话语叙事体系建设的关键。特别是在教育、科技、学术等专业出版领域，一些专业、主题数据库已经成为核心产品。放眼全世界，世界出版领域的数字革命已经基本完成。

　　相对于跨国出版集团的数字出版，中国学术出版、科技出版等领域还需要奋起直追。仅以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些专题性数据库来看，目前多是由美国等西方学者牵头开发，并已经从历史、文化延伸至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例如，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郝若贝发起的宋史人物数据库，经哈佛大学包弼德等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目前已经将涉及宋代、唐代、明代等历史人物的所有资料录入计算机，并能够提供生卒年月、亲属关系、及第过程和官场履历等信息，是一个包含专业研究在内的学术专题数据库，目前已经更名为“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

　　例如，密歇根大学的中国信息研究中心将中国政府年度发布的统计数据变成英文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向全美高校提供信息服务。

　　再如，荷兰威科集团从2007年开始确立了世界本土法律产品策略，先后配备了本土技术和内容团队，在大量用户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推出“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该数据库收录中国自1949年至今，从中央至31个省区市的所有法规，重点城市深入至县级，还包括征求意见稿、草案及官方法规解释，法律、案例的数量近百万，并能够及时更新。这些都是应该由中国出版社完成的任务。

　　因此，中国出版机构迫切需要克服体制机制分隔障碍，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破多家出版社的版权限制，形成合力，建立一批学科合理、科学、权威的垂直性数据库，从而为早日形成与中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作出贡献。

　　六问：翻译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如何确保译作被国外读者接受？

　　何明星：从近10年的成功实践来看，动员和组织全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青年学者以及中华文化的爱好者，与中国翻译队伍一道，共同打造一支专业、权威、彼此共同促进的中国图书译者队伍，这是一个可行的而且需要坚持下去的做法。

　　七问：出版业如何在走出去的基础上更好地走进去？

　　何明星：我们应该坚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出台的以重大项目、工程、计划为核心的政策支持体系，维护来之不易的英文、西班牙文等世界通用语的翻译出版力量，早日出台和落地对外传播基金，进一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世界跨国出版集团的友华、爱华的力量，以最大的开放格局，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基点上，推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出版物。

　　八问：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区域，这方面你有什么研究成果给业界分享？

　　何明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深化，中国在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亚等地投资建设的重大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园区纷纷投入运营，中国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越来越突出，中国出版业需要积极抓住投资海外的优势，尽快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布局。

　　一是抓住中国投资的外溢优势，早日形成出版市场。如与中国海外投资建设企业一道，开发专门针对外籍员工的能源、交通、建筑等专业汉语学习教材和专业技能培训教材等教育资源，并以此为核心主动延伸本土化市场。这方面，教育出版机构需要有高度的敏感性。

　　二是依托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立经贸合作区、自贸区以及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在商务部验收合格的40家境外自贸区中，遴选一批地理位置、人口优势以及交通便利的城市和地区，设立一批集图书、影视、汉语学习以及演艺、茶艺、餐饮于一体的中华文化体验园，加快海外实体连锁书店的布局。利用中国海外投资优势加快文化与经济的双轮驱动，从而打造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升级版。

　　九问：10年来，一些出版单位和民营书业通过多种方式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研究？

　　何明星：10年来，中国出版机构在海外本土化方面做了各种形式的探索，从主题编辑部、分支机构到股权收购、本土化公司的设立等等。目前来看，民营公司通过资本手段在海外的收购行为最为亮眼。以新经典公司为例，2018年之后先后收购了美国、法国、日本等知名儿童图书出版社，使一大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真正能够做到与纽约、巴黎、东京、伦敦等同步出版。这是中国出版业参与世界出版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标志性转变。

　　十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出版界应如何贯彻落实这个要求？

　　何明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我建议加强“三跨”。

　　一是着力提升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中国出版机构的图书、期刊、数字产品不仅要能够满足中文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要能够被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区的人们所喜爱。

　　二是提高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这个国家能否成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

　　三是汇聚世界化、跨文化的出版人才。所谓世界化、跨文化的出版人才，即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企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要有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对于中国出版而言，应当抓住当下海外并购机会，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聘用外籍员工的奖励政策，这值得中国出版机构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