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场到法院的转换说明什么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人脸识别技术被滥用等内容，“人脸识别第一案”更是被写入其中，体现了法律服务社会生活，法院适时介入以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鲜明取向。

　　司法界这个“第一次”的落点，首先是由信息场产生，然后经过舆论场深化之后，传导至司法平台直至最高人民法院。这个过程，也是由情理而共情，由共情而诉诸公理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伦理的柔性辩服，向司法刚性降服转化的类型事件，因此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银行动账、客户管理、小区进出、买卖房屋……现实中，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不同程度存在扩大化的现象，乃至滥用牟利，其存在的安全漏洞令公众心怀担忧。最高人民法院觉察到这个新的社会涉法动向，专门回应予以明确规则导向，树立行为界限，也为相关规则的完善提供了遵循，是以法律权威解决民生关切的一次有益尝试。

　　曾经发生的一件件人脸识别个案，都曾在舆论场掀起阵阵波澜，它真实反映了网络技术冲击社会造成的某些窘境，这些窘境反映了技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悖论，在最便利最先进的科技行为背后，一些业者用趋利性压倒了服务性的初衷，而这些隐藏其利益取向的不当之举，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因为立法总是产生在发生了违背公理行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这个阶段，是一些业者最心安理得，也是行为最为无忌的阶段。

　　唐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告诫过：“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这是在科技不发达时代，一个明白人对各种社会权力的清醒提示。而在当下之时，“人脸识别”之类的科技手段，其应用都存在一个赋权的内在逻辑前提，如果合情合理地应用，那就可以造福社会，当然也包括开发者和应用者的合理利益。而一旦“纵情傲物”，以为可以在暗中用技术手段算计人，进而侵扰人、榨取人，那就由傲转蛮，将自己置身于受到伦理谴责，乃至法律制裁的境地之中。

　　由舆论场转换到法院，并不是一个突变的态势，它是社会情绪酝酿到一定程度的过程反映。人脸识别案成为法院审理案也并不表明，将来的新技术产生后都一定会侵民扰民乃至害民，这就需要业界要以伦理和自律意识行事。已经看到，几乎各个技术范畴都产生了相应的伦理分支，例如医学、工程、商业等等，现在对于信息传播界而言，旧有的传播伦理显然赶不上技术的飞速发展步伐，特别是涉足这个界别的人数之多，范围浸润之杂是史无前例的，而发生侵权行为的决策层级之低，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既要用法律手段去调控，也更少不了用伦理的意识去预警，直至行为链的最末端。

　　至于怎么用抽象的伦理去规范复杂的技术行为，是一个不可能简单回应的问题。但是，两条古训记取于心，是以简对繁的要诀：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条是“恃强凌弱，总来不过是使势而已”。

　　科技之势、商业之势都靠人支撑，失去了人心，势何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