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壬寅春节前夕，人民出版社推出了107岁的老作家马识途的忆人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这是一本厚重的散文集，一个苍茫深邃的艺术世界。任谁徜徉其中，都会流连忘返、感慨万千。

　　全书分为“文人卷”“友人卷”“亲人卷”和“洋人卷”4个部分，共24万字。我是学文学的，开卷以后，阅读的重点自然是“文人卷”。我想知道的是作者写了哪些名人轶事，文坛掌故。鲁迅、郭沫若、周扬、巴金、冰心……一个个文坛大家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我看到了这位老作家对文坛巨星的由衷尊崇，与同辈作家的真切友谊。这之中，有不少动人心弦的画面，有不少富有文学史价值的资料，读来只觉得无比愉悦。通观全书，散文纪事的真实性，与对“时代与人”的深入思考，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取材者微，所见者大”，作者开掘和驾驭题材的笔力堪称一流。作者写人的技法是多样化的：场景点染；记言记行交错；记自己参与其中的故事；由交往生发出去进行评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是非分明的正义感，照亮了所有的人物画面。掩卷之后，不禁咏叹再三。

　　《我两次看到鲁迅》，记述了作者在青少年时代两次看到大师鲁迅的情形。一次是1932年，正在上高中的作者，被秘密通知前往北师大操场听鲁迅的学术讲演。第二次是孤身前往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他还参加了送葬的队伍――当时，他是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已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为此行请了假。可以说，这两次看到鲁迅，为一位未来的革命作家注入了精神文化的基因。《冰心老人，你走好》一文，提到自己仅仅在“作代会”上与冰心老人有过一面之缘。他亲切地感受了老人的“慈爱、和蔼”，因之忆及早年读她的《寄小读者》：“我真的为她那情文并茂、委婉有致的笔墨所吸引住了，也为她的‘冰心’这个笔名所吸引住了。想象文如其人，她一定是一个冰清玉洁、温婉贤淑的女人。这样的猜想和我后来所知道、所望见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后，通过阅读，他认识到冰心“更是一个顶较真的人，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一个疾恶如仇的人”；“还是一个淡泊名利、克己助人的人”。联想她竭尽绵薄、无私救灾的事迹，作者写道：“所有这些，不是值得我们作家们特别是女作家们深长思之并奉为楷模的吗？”

　　《巴金回家》采取了“我”与巴金相映衬的写法。全文以巴金讲真话为轴心，进而写我与巴老之间的互动。巴老几次回成都，作者参与接待，他奉命赋诗记其事――以“才如不羁马，心似后凋松”“问天赤胆终无愧，掷地黄金自有声”状写巴老的品格和气质。作者曾专程到上海为巴老祝寿，巴老题赠他一部线装本的《随想录》，十分珍贵。在巴老生前和身后，马识途都曾以文字的形式立誓：“而今而后，我仍然要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的想法是：“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是走向真理之路，说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由此可见，作者写名人，并非为了追求时髦，而是见贤思齐，洗涤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我向“帮主”报到》一文写的是周扬。周扬的故事众所周知，此文避开了这些，提供了不大为人所知的几个细节。一次他拜见周扬谈创作，周扬说：“文学创作需要激情，你情动于中才可以写好，不管别人给你提多少建议和主张，你可以不管，就以你在生活中积累的素材为基础，任你的激情写下去。写了再改，改了再写。”他回忆道，周扬客厅墙上有一幅拓印装裱好的对联，是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些话语所表达的观点，无疑是周扬文艺观或闪现的、或深层的一个侧面。

　　近两万字的《时代的鼓手》一文，是写闻一多先生的。这是一篇饱含激情、记述真确的短篇传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作者是当时西南联大地下党的负责人，给闻一多做过工作。该文笔挟风云，豪气激荡，描述了闻一多由庄子带屈原、由楼上到楼下，投入为民族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读来感人至深。如果说，集子中多数文章的色调是淡雅萧散的，那么这一篇则是浓墨重彩、紧锣密鼓的。

　　《很可惜的英年早逝的作家》是一篇探索文学人才培养规律的文章。周克芹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中技毕业因“政治不合格”被遣回农村。看来是他的不幸，结果却是他的大幸：“他整天和乡村的各色人交往，让他有深入观察生活的机会，整天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融入青山、绿水、白云、细雨、微风和浓密的庄稼，使他获得自然和乡情的恩赐，沉入到一个特好的创作环境。”于是，产生了《许茂和他的女儿》这部著名小说。马识途语重心长地指出，文学界有一种常规，就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荣誉、提拔、歌颂一拥而上，不胫而走――周克芹当了四川作协的领导。他天天要处理各种会议、人事的麻烦事，他的创作时间被剥夺了一部分，他的身体也受到了无形的损伤，终于54岁英年早逝。作者郑重提出：“看起来调他出来提了职级，是照顾他，其实是伤害了一个正在成长的作家。我一直在自问：调他出来，幸耶？不幸耶？”――孙犁在《谈赵树理》一文中，谈到了从山西到北京，这是一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环境”，影响了他的创作。像孙犁和马识途这样的老作家，对文学事业的关注，往往虑及作家的人生道路，其致思方面是很宽阔的。

　　写其他作家如沙汀、艾芜、李人、杨绛等的散文，也都不乏零金碎玉，或写出了作家的性情、风貌，或写出了作家的遭际与心路历程――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生存状况。这对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作家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无帮助。

　　集子里，“友人卷”和“亲人卷”，主要是写昔日战友的革命斗争事迹的。在此，作者以他朴实之笔，叙写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斗争场面和悲壮故事。敌人是极端残忍的，而革命战士的斗争则是艰苦卓绝、万分感人的。我们以作者第一个妻子的斗争经历为例来说明。刘惠馨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她做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被叛徒出卖入狱。各种各样的刑法落在了她的头上――入狱时孩子还未满月，敌人对她采取卑鄙的“野外审讯”，实行假枪毙，但她毫不动摇。在狱中，她“把自己的鲜血凝成的一点儿淡奶喂给孩子，要孩子活下去”；同时，开展绝食斗争。当敌人威胁着要打死小孩的时候，“她宁肯牺牲心疼的孩子来保持革命气节”，使敌人的诡计无法得逞。经过反复的斗争，“敌人为这样一个女共产党员大伤脑筋，最后对她采取了凶残的杀戮手段，枪毙了她”。据说临刑的那天大清早，她亲昵地把她的女儿搂在怀里，给女儿喂了最后一口奶，然后坦然地抱起女儿，以庄严的步子走向刑场……”――这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豪迈！

　　从这本集子可以看出：作者的记忆力超强，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这与他经受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洗礼和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密切相关。其中，特别是记叙革命斗争的故事，读起来令人潸然泪下。其心诚，故其言可信。――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回忆录之类的散文不少，但不一定每一本都在材料上可信。孙犁就曾指出，一些回忆录和传记的内容，因各种原因存在虚假成分。鉴于老作家马识途的特殊经历、身份和严肃的创作态度，应该说：记叙的真实性是本书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因之，它既是散文创作的新收获，又是进行德育教育难得的好教材。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