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散文中的生态视角

　　□刘军

　　人类的历史进展过程中，分布了不同的两极力量，彼此的博弈和相互补充，会推动某种均衡状态的出现。工业化深入所带来的技术崇拜，市场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至上，在新世纪之后迎来了较为集中的反制性力量，构成这对立的一极的恰是生态主义的兴起。

　　生态主义作为新思潮，尽管更多地在观念生产的层面上被人们加以讨论，但实际上，它并非悬浮于空中，而是细化到社会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就国家、社会的层面来说，生态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宏观发展体系。通过媒体可以知晓，退耕还林、湿地保护、国家公园建设、重工业安置、大江大河的源头保护、工厂与汽车的排放等重要举措，皆紧锣密鼓地加以实施。毕竟，生态主义为生态安全提供了思想和人文的路标。而生态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水体安全、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土壤安全构成了切实可见的亟须解决的内容，生物多样性、气候稳定、海洋安全等则构成了生态发展的远景内容。生态主义同样也可以细化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节约用水用电、关爱动植物、降低损耗，这些都是随手可做的事情，而每一个行动细节，皆是对生态主义的回应和落实。当然，生态思想和人类的欲求存在着矛盾，尤其是高能耗、高欲望的社会现实里，这种矛盾显得更为突出。提倡生态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欲求，关键是协调其间的平衡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建一种稳定的秩序。

　　从生态纪实作品到生态散文、生态诗歌，可以得见越来越多的作家由自发到自觉的转换过程。生态写作并非主题先行的产物，而是生态自觉后的自我觉悟与行动。

　　作家叶梅任职《民族文学》主编多年，无论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熟悉程度，还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实地考察，她皆掌握了诸多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出于多年的行走和阅读，推动了叶梅生态思考的深入。她的最新散文集《福道》就记录了她的关于生态思考的点点滴滴，一方面用脚步丈量江河，另一方面在江河中体察生态观念的倒影。

　　《福道》一书始终贯穿着作家的生态视角。生态视角对应着作家处理题材内容的思维路径，而生态散文的成形不仅需要生态自觉和生态视角的进入，它还需要观念、意旨、审美的协同。《福道》一书中，较为成形的生态散文作品有《鱼在高原》《一只鸟飞过锦州》《神龙架的秘密》《根河之恋》等。上述作品中既有明晰的生态理念，同时也有动人的细节。黑格尔说过，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与感性细节融汇在一起，考验的恰是作家的编织功夫。《鱼在高原》一文聚焦于青海湖的湟鱼洄游景观，这篇作品以历史人文的钩沉切题，其中包括青海湖的地质形成史以及湟鱼的演化历史，重点刻画的却是鱼群洄游的场景。洄游对于特定生物的生命历程而言，具备史诗的意味，而生命历程达成的形式美学具备了某种同构性，人类的智慧与情感了不得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深刻地理解这种形式美学，并产生共情的因素。叶梅用了“万箭齐发”“九死一生”这样的词语真实还原了洄游的动人场景和生命精神。通过作家的文字雕刻，湟鱼洄游这一生命壮观的场景，对于读者而言，如在眼前。在这个作品里，作家也洞见了高原生态的奇特循环形式，从表面上看，湟鱼洄游构成众鸟的盛宴，鱼鸟是一种相克的关系。本体上，却如作家所言，“鸟儿多的时候鱼儿多，鸟儿少了鱼儿也会少，鱼鸟共生，相克相依。”这种高原生态景观，其实与“天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哲学有相通之处。《一只鸟飞过锦州》讲述了东方白鹳和锦州的亲缘关系，借助这一特别珍稀的鸟类在迁徙之路上在锦州的停留，作家勾勒了锦州独特的地理条件，这里有亚洲最大的湿地和优质的滩涂，能够为天空中的鸟类提供充裕的食物，温暖而安全的爱巢。因此，锦州也成为几条候鸟南迁线路的交汇点，不仅仅是东方白鹳，而是众多的鸟类会选择在这里停留。在具体的写法上，作家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从小白鹳的视角，再现小家伙成长的故事，因而有着“细绿及团红，当路杂啼笑”的温馨效果。《根河之恋》可谓叶梅的代表作了，在极北之地的这座小城周围，有浩瀚的森林，有沿袭狩猎生活的鄂温克族，有漫山遍野的蝴蝶，有从这里走出来的作家朋友，当然还有堪称鄂温克女神的94岁的老人玛丽亚・索。独特的地理景观，独特的人文气候，独特的自然观念，统摄于这一作品之中。因为内容的丰富性，作家采取了多线头叙事的方式，以展现根河浑圆的气象。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提出“契合论”，即是把宇宙造化看作是与人心灵对应相通的“象征的树林”，尤其那首题为《契合》的诗，更被人们称誉为“带来了近代美学的福音”：自然是一庙堂，圆柱皆有灵性/从中发出隐隐约约说话的音响/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作家叶梅在江河行走中与自然对象间，有过充分的凝视和对话，她的个性情感、感悟和知性皆盛放在《福道》之中，散文是个性化的艺术容器，此言可谓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