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出版事业的模范邹韬奋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祖籍江西余江。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3年进入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先是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后接手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生活》周刊原本是一本指导职业教育的刊物，印数只有2000多份。从第二卷邹韬奋担任主编起，他调整刊物栏目，提倡大众化文风，重视文章可读性，约请一些进步作家为刊物写稿，改变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刊物的文化层次，受到读者欢迎。他倡导追求民主、爱国，以及“以读者利益为中心”的办刊理念，将《生活》周刊改造为关注社会问题和宣传爱国思想的进步刊物。《生活》周刊在他的主持下，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达到十五六万份。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在政治上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到1933年7月，他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

　　1932年7月，《生活》周刊社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分离，正式成立生活书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欧洲；12月8日，《生活》周刊因宣传抗日爱国，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随即又创办了《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以笔为枪，继续推进救国运动。他在《大众生活》发刊词中宣称自己办刊的三大目标是：“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

　　此外，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徐伯昕、胡愈之等人的协助下，秉承“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为读者便利”的出版理念，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的图书。生活书店一度拥有众多读者，仅邮购读者就达7万人，每天来信购书的就有上百封信。到1935年前后，在邹韬奋的领导下，生活书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和党的救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化阵地。与此同时，生活书店也逐渐发展成为新型文化出版事业的突出代表：它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业务上是全心全意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在经营管理上是民主和科学的。

　　邹韬奋不仅善于编辑，还勤于著述，他亲自编订的本人著作单行本就有39种之多。其中他撰写过一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结合生活书店的工作和生活，第一次对我国的现代出版活动进行了深入思考。

　　邹韬奋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邹韬奋被选举为35位执委之一。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经多方营救，抗战爆发后，“七君子”出狱。

　　从1939年起，国民党在大力反共的同时，加紧打压社会舆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的生活书店及其出版物不断遭到查禁和封闭。至1941年2月，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5处分店只剩下3家。邹韬奋本人也遭到通缉，避走香港。不久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邹韬奋从香港辗转来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他不顾疲劳和耳疾，到处演讲，宣传爱国思想，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

　　1942年，邹韬奋罹患耳癌。在党的保护下，他从苏中秘密来沪治疗。因多年遭受国民党的迫害，邹韬奋忧愤交集，体力衰惫，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

　　此前邹韬奋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病重期间，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他在遗嘱中写道：“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

　　邹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在1944年9月28日发出唁电：“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以为吾党的光荣。”并决定，把生活、读书、新知3家书店在延安合办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1944年10月3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设立韬奋出版奖金，专用以奖励对报纸、杂志及出版发行事业有特别成绩之人。周恩来还上报中央：“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首肯。

　　2014年，邹韬奋成为唯一一位列入首批国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录的出版界人士。邹韬奋――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在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