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雕木 七分塑人

　　《雕花匠》的故事围绕着一条老街、一种传统技艺、一个奇异的老人，还有一个父亲及几个孩子展开，讲述了主人公在学习木雕技艺的过程中获得的心灵上的成长和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小说通过描写普通匠人在面对利益与初心时的抉择，展现其在生存的重压之下，为了木雕技艺的继承与发展艰难前行，凸显了木雕匠人在传承中的挣扎与不弃。

　　该书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以湖北民间木雕为切入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以工匠精神为亮点，以少年个人成长故事为主线，以温暖厚重的亲情和师徒情为重要纽带，以儿童的视角和现实生活为背景，用细腻生动的文字传递了厚重的情感，强调做人的道理和传统品德操守，歌颂中国工匠精神，突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对现代生活的丰厚滋养。

　　“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纯真的真实世界。”在《雕花匠》（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后记中，伍剑这样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看法，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叹，也涉及作品的儿童视角。奉献出了《外婆》《锔瓷》和《西大街》这一系列以武汉为背景的儿童小说的伍剑，在《雕花匠》这部小说新作里，又以孩童的眼光打量着西大街那些或温情、或残酷、或骄傲、或狼狈的生活碎片，拼接成一位成年作者对童年、对故乡真挚的回忆，以细致动人的笔触，勾勒出一个跃出物质世界之外的木雕童话世界。

　　《雕花匠》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叙述，作为孩子的“我”是成人世界的旁观者，站在由少年世界迈入成人世界的边际，通过“我”的种种反叛与抗争，反观西大街中成年人的生活姿态。作者对西大街的速食生活与人生百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小张叔叔辞去教职后创业发家，成为西大街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李婆婆三代手艺传承，既能编实用的竹篓，又会做美味的槐花焖饭；古师傅曾是建造归元寺藏经阁的掌墨师傅，德高望重却不摆架子；王师傅生活清贫但精神丰饶，掌握高超的木雕技艺……《雕花匠》中的大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勤勉劳动者和汲汲牟利者，前者以王师傅、李婆婆等人为代表，而后者则聚焦于小张叔叔以及由于谋求金钱而逐渐变得自私功利的“我”的父母。儿童的待人方式是最简单直率的，通过故事中孩子与成年人关系的展示，将站在少年叙事者背后的隐含的作者态度予以外化。家中办了工厂，虽然多了许多有趣的事，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种无法排遣的压力”，“我”发自内心地抵触流水线生产的、千篇一律的木雕，王师傅充满各式精致手工木雕的土地庙却成为“我”的避难所，创造力带来的生命能量被孩子深切体会。

　　这种锲而不舍的创造力不仅被孩子看在眼里，更内化为孩子的精神力量，促成了“我”的成长。无疑，“我”不仅是故事中成人世界的旁观者，更是参与者。“成长小说”发轫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它通过对人物成长经历的叙述，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雕花匠》的故事以“我”的成长作为线索贯穿始终，在王师傅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我”不仅得到了木雕技艺的精益，而且领悟了恒久坚守的匠人之心。在故事的发端，“我”以一个懵懂无知的顽童形象出现，以好奇的眼光观察着父亲将自己禁闭在木工坊中劳动，“我”偷来父亲做的木雕，毁坏后以糯米包油条和叫花鸡为代价寻求一起学习木雕技艺的伙伴“丫头”的帮助，即使彼时“我”常常见证父母围绕木雕的争吵，却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从少年世界初步迈入成人世界所经历的事件尤为重要，它推动少年的生命发生质性的转变，这类事件或给少年带来切肤之痛，或对少年产生观念的巨大冲击。在《雕花匠》的故事中，引发质性的转变的事件则表现为父母亲的“办厂”。“办厂”标志着父亲由情怀向利益的妥协，“我”身边的环境由理想主义的木雕艺术展览馆，变成了功利主义的木制工艺品供应厂，父亲和母亲对金钱的追求也导致了人格的异化，与孩子追求梦想、充满好奇心的纯净本性格格不入，因而“我”在此时出现了对环境的抗拒。直到“丫头”领我前往土地庙拜访王师傅，看到王师傅化腐朽为神奇的雕花工艺，“我”才重新找到自我，甚至达到忘我的境地。“当我第一眼看到师傅雕刻的那条龙时，我的心就被感动了，似乎有一种情绪像波涛一样汹涌，挤压着我的胸腔，抑制不住地要喷发出来”，这种激动的心情源于少年经历短暂精神困境后寻找到自己真正所热爱的事物时的欣喜，废弃的木头经过雕琢可以蕴含人文之美，而一个单纯的孩子经历风雨也可以蜕变为一个思想成熟的人，木雕与“我”产生共鸣，刹那间，“我”获得了精神的成长。

　　小说的尾声中，成年的“我”重新踏上故土，昔日景致不在，故乡摆脱了贫穷和杂乱，当欢快的孩童从“我”的身边飞奔而过，“我”的少年记忆也随之飞驰。此时，作者从幕后缓缓踱出，以更加贴近叙述者的口吻走近读者，引出成长叙事之外的另一重主题：回忆。作为对核心事件的补充，《雕花匠》的尾声既有几分鲁迅《故乡》对故人的理智观照，又留一些《呼兰河传》尾声中惆怅的追忆之思。父亲在做完订单后背信弃义，抛弃了与王师傅和“丫头”的合作，离开了村子；“我”离开了故乡去念大学，在父亲财富的支持下过着较为宽裕的生活；而王师傅和“丫头”留在了村子里，度过艰难岁月后，一个仍在传承木雕手艺，一个帮助村子致富。“我们”成为截然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如果说鲁迅的《故乡》中展示的是物是人非后人与故乡的隔阂，那么在《雕花匠》的“故乡”中，作者揭示了一种植根于人的内心之中的永恒的匠心。王师傅依然说着宽厚、深刻、执着的话语，“丫头”为人依然具有义气和奉献精神，这是作者在离家十数年后归来时仍能找到归属感的来源，它不以物质为转移，正如作者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陌生的故乡，才是真正的心灵的故乡。”

　　心灵故乡构建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构建，这也离不开作者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对以西大街为代表的武汉民间传统的细致描绘，从饮食、生活习惯的呈现，到绘画、木雕技艺的具体阐述，皆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烟火气，可见作者创作时资料搜集基础之扎实。尤其是作者抓住儿童所喜爱的特色饮食与生活习惯：面对母亲宴请王师傅的武穴蒸菜，“我磨磨蹭蹭地凑到蒸笼前”，因为馋嘴被母亲赶走；“丫头”的母亲早餐做热干面，“我几乎要把舌头都咽进肚里”；夏天，孩子们在街上淋水纳凉；冬天，“我”与“丫头”在王师傅的土地庙烤红薯，浓郁的甜香令我感到精神的安静和舒适；还有叫花鸡、三鲜豆皮……不胜枚举。少年的活泼顽皮为小说增添了勃勃生机，读来颇有趣味。传说故事的插入，使小说意蕴更浓。

　　可以肯定，《雕花匠》是伍剑的儿童小说日渐成熟的一个标志，它不但确认了伍剑作为一位优秀儿童小说作家的艺术水准和人文追求，也确认了儿童小说的文化气韵是内在的构建。《雕花匠》依然一气呵成，依然活色生香，充满独特的内涵，它正是以一个普通孩子的视角关注着西大街这条平凡的街道上生活着的小人物们，他们没有系统地读过书，但却有极大的生活智慧。他们虽然清贫，却能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故事中的杜爹爹向“我”解读《三国演义》的故事，希望“我”不要过于迷恋由作者塑造出的大人物们；当“我”得到王师傅的授斧后，“我”哼唱着歌谣：“幸福来自简单。”孩子眼中的这个纯真世界熠熠生辉。

　　《雕花匠》是伍剑在新世纪儿童小说创作之途上树立的又一块耀眼的里程碑。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创意写作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