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中求发展：新媒体时期民族出版的担当

　　□德庆央珍

　　一些民文出版单位面对变局，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变。如200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成立了数字出版部，这是新疆数字出版工作的早期探索；内蒙古出版集团与技术商合作构建的大e洋电子商务平台、全民阅读服务平台、智慧教育与教务管理平台等，是内容服务和销售平台的初步搭建；四川民族出版社每年均有相当的资金注入民文数字内容产品的制作，此外，也有不少单位建立了民文内容数据库。这些工作，都是民文出版单位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在应变中求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行业在新媒体时期迫在眉睫的首要课题，更是新媒体时期民族出版行业的应有担当。

　　国家对民文出版的大力扶持

　　我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80多种语言，约6000万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22个民族使用28种文字，约3000万人使用本民族文字。截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出版社585家，民族类出版社共38家（占全国出版社总体比重6.7%），中央级民族类出版社1家。其中32家出版社用21种少数民族的24种文字出版图书，2019年民文出版品种合计7154种。

　　从国家层面而言，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作为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已将其纳入公益事业范畴，并对民文的数字出版工作给予了大力扶持。

　　政策方面，宏观政策中，《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2009）提出到2020年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覆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任务。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为民文数字出版行业的产生及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十一五”至“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更是在确定国家总体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的同时，对民族文字和文化的发展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方案。如与民文数字出版相关的项目工程：“十一五”时期的“中华字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研发工程”“中国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等；“十二五”时期，“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工程”“少数民族数字出版促进工程”；“十三五”时期的“全面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少数民族文化数字出版促进工程”等，均对民文数字出版从设施、技术、内容、供需等方面，即对整个产业链条的形成和生长，给予了政策及资金的极大扶持。

　　行业政策方面，《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2014）提出，“重点支持教育、少儿、少数民族语言等出版单位，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形态向多媒体、符合出版产品形态，从产品提供向内容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研发少数民族文字阅读产品；《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2016）的指标性任务中，特别提到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企业和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的资金支持力度，开发更多更好数字化产品及针对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数字化出版物”；此外，还有《“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均对民族地区、民族文字的出版数字化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划和部署。

　　从宏观政策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持续加大力度从确立目标方向、加强体制建设等方面扶持民族文字及民族文化的数字出版事业；产业政策从对民族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民族文字内容产品供给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提升技术装备，以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国家产业政策、民族优惠政策的框架下，民文数字出版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明天

　　应该看到，我国的民文数字出版工作，由于民文使用人口基数低、市场规模小、缺乏技术开发和资金投入等问题，导致出现新兴技术应用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领域时相对滞后于主流语言的局面。这种滞后，即便是短暂的，在大数据时代，其后果也很严重。有人曾测算当今全球每两天产生的数据量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到2003年的数据量总和，可见当前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给少数民族文化及文字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民文出版人来说，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应变刻不容缓。

　　就民文出版单位而言，对有目共睹的数字革新已具有了“识变”的共识，但囿于体制、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不足，比如体制方面，存在着管理及运营上的不畅问题；资金方面，地方财政投入能力低，社会投入渠道有限。此外，经济层面的投入产出比例失衡；民文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尚难以支撑整个数字产业链对技术的需求；复合型民文出版人才稀缺，这些不利因素让一些民文出版单位对数字出版处于观望或浅“试水”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民文出版单位面对变局，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变。如200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成立了数字出版部，这是新疆数字出版工作的早期探索；内蒙古出版集团与技术商合作构建的大e洋电子商务平台、全民阅读服务平台、智慧教育与教务管理平台等，是内容服务和销售平台的初步搭建；四川民族出版社每年均有相当的资金注入民文数字内容产品的制作，此外，也有不少单位建立了民文内容数据库。这些工作，都是民文出版单位在民文信息处理水平相对滞后、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不足以及缺乏市场驱动等条件下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同时也应看到，不少民文出版单位，至今尚未正式启动数字出版规划，取得数字出版资质者亦属少数；也有一些单位，即使取得了资质，基础配套设施也已基本齐备，但数字出版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对内容生产、制度建设、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鲜有作为，造成设备闲置、人员定岗不明、产品供给力低等种种问题。

　　实现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上述问题，既与我国出版业整体数字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共同之处，如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尚在探索之中，复合型人才的行业性短缺等，也有民族出版业自身的个性特点，如不同文种或同一文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区域性平衡要求，资金、技术等问题也相对更为突出。因此，民族出版机构除了积极配合和切实落实国家有关数字出版的各项扶持政策及项目，在行政外力的引导下参与产业变革外，从发挥民族出版业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出发，还可以做如下努力：第一，应通过自我革新提升数字化发展理念。民族出版单位相对成长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大多数出版机构，其决策层的知识结构较难通过用户及市场反馈的压力得到及时调整，只有通过积极的自我学习，使决策层的知识结构得到深层的优化，才能具备与互联网和新媒体用户对产品需求相匹配的知识体系，以引导整个机构对新兴业务自上而下的战略谋划，同时，出版机构内部应通过优化年龄结构及专业结构，进而影响执行层及决策层的理念升级。第二，应积极发挥民族出版行业协会的力量，发挥自身的服务功能，进行产业调研，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信息，同时促进各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如在推动民族文字数字出版标准化及规范化的进程、促进民族出版数字资源平台的建设等方面，为民族出版寻求合力、共谋发展之路。

　　尽管新媒体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面临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在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民族出版行业的共同努力下，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抓住新机，相信一定能够把民文数字出版工作做好，最终实现党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既定目标，更好地为党的宣传工作服务，为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民族出版社）